1952年12月9日，我出生在臺中縣霧峰鄉（現為臺中市霧峰區）的農村大家庭，爸爸有八個兄弟姊妹，他是老大，要養自己的孩子，也要負責阿公阿嬤的醫療費用，還要貼補大家庭的生活開銷，負擔相當沉重。我有兩個哥哥，四個弟弟，但五弟和六弟都不幸在一歲左右就走了。我雖然是獨生女，但是沒有比較好命，每天要幫媽媽做家務，洗衣服、挑水、挑餿水餵豬；我現在身高才一百四十幾公分，小時候是能長多高，肩膀能挑的東西實在有限，但還是要做，不然媽媽會很辛苦。
農業家庭 沒有童年
我們家在霧峰，可是田在烏日鄉的溪埧村（現為烏日區溪埧里），爸媽每天帶著我下田耕作；我最小的弟弟差我六歲，他出生後我還要幫忙帶他，到他三歲的時候，還會要我背他，家務、農事、保母什麼都要做，完全沒有童年。
到了八歲（虛歲）[1]，入學通知來了，媽媽說：「妳個子那麼小，九歲再去讀。」因為她要我跟堂哥們一起讀烏日鄉的喀哩國民學校（現為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但從我家走路要半個小時的路程，她怕我個子小，走路跟不上堂哥，也擔心我被同學欺負，所以要我慢一年，等再長大一點才去讀；我畢業的時候就十五歲了。
畢業後，媽媽希望我能學一點技能，伯母就建議我到臺中市區投靠開美髮店的堂姊，跟堂姊學做美髮。我聽了很高興，媽媽也同意，可是爸爸不贊成，他要我去姑婆介紹的臺中市太陽堂餅店當店員。
十六歲時，伯母趁爸爸不在家，跟媽媽談好，就帶著我去堂姊的美髮店當學徒。爸爸知道後非常生氣，決定要把我帶走，不管媽媽如何勸他都沒用。三天後，他就跟姑婆專程到堂姊的店裡說：「奶奶生病，桂香要回去幫忙照顧。」
我不敢違背爸爸的意思，只能跟著走。結果我發現自己不是要回家，而是要被送到太陽堂去了。我認真記下走過的路，在餅店等爸爸和姑婆一走，我就將包袱再整理整理，跟店裡的人說：「我不想在這裡，要去我姊姊那邊！」就再找路回到堂姊店裡。
雖然我心裡對爸爸的安排很不諒解，他怎麼忍心讓我小小年紀就到外地和陌生人一起生活！但我還是惦記著家裡，在店裡放假時就回家，又或是家裡農作物收成需要人手時，一定請假回家幫忙。剛開始回家看到爸爸，我都會叫他，但因為他都不理我，後來乾脆就不叫了。媽媽告誡我：「他是妳爸爸！妳還是要叫。」聽媽媽這樣說，我就繼續叫，可是爸爸還是不回應……
我從洗頭開始學起，我知道大哥在讀大學，阿公、阿嬤生病，爸爸只靠田裡的收入根本不夠開銷，所以我將當學徒領的一點點薪水，每月拿給爸爸補貼家用。爸爸知道我很乖，很認真在學，雖然薪水不多，可是多少能幫助到家裡，慢慢地我再叫他，他就有回應我了。
從不婚到以家為重
我二哥也是出外學習一技之長，並且成功地從家庭工廠做到開公司。他在我二十三歲那年（1974年），幫我在烏日開美髮店，店面在臺中針織廠的隔壁，生意非常好，我一心只想賺錢，每天開店，做到捨不得休假。我那年代的女性，大多是二十二、三歲就結婚了，很多客人都說要幫我介紹對象，我媽媽也很緊張，每次聽到我說放假要回家，她就通知媒婆幫我安排相親。
但是我對結婚的意願不大，我從小看媽媽一個女人要忙家務，也要下田，還得侍奉公婆及照顧一群兒女，常常忙得不可開交；而爸爸唯我獨尊的個性，沉默寡言，孩子都很怕他。或許因為這樣，讓我逃避結婚，害怕找到跟爸爸一樣個性的先生，害怕我的孩子跟他的爸爸沒有互動。但是在我結婚時，爸爸送我一筆現金和嫁妝：電視、冰箱、洗衣機；其實我感受得到爸爸非常疼我，只是不善於表達，不懂得如何跟孩子互動而已。
我二十八歲嫁給陳三銘，當時很多人都跌破眼鏡。除了我本來是不打算結婚之外，也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的生活落差很大。我做小姐（未婚的年輕女子）的時候很時髦，買衣服一定是百貨公司的，每天都穿得很漂亮，喇叭褲、高跟鞋……都是當時最流行的款式。陳三銘很節儉、很老實，在我們約會時就不加掩飾地告訴我，他們三代都在市場賣菜，收入不多，常常入不敷出。我會嫁給他，就是看上他的個性好，還有他的體貼，很會找話題跟我聊天，我們從來沒有一天不說話，就算吵架，他也是過一下子就主動過來跟我說話。
結婚兩年後，我生下大兒子陳宏煒，再隔兩年生小兒子陳宥仁。阿煒一出生，醫生就說，孩子有先天性的心室中膈缺損，將來要「開心」才能改善，不過要等到他長大一點，體重至少要有十二公斤。我跟先生就帶著阿煒四處求醫，尋求不用開刀的機會，但是十個醫生十個都說一樣的判斷。
阿煒到了三歲，還是一直很瘦小，不管我怎麼照顧，還是買昂貴的營養品給他吃，體重仍然停留在十公斤，而且常常感冒，帶他看病、吃藥也很不容易好。才三歲就經常要看醫生，我很心疼，後來跟先生商討後決定帶阿煒到臺北長庚醫院治療。那時候小兒子阿仁才七個月大，我決定如果阿煒要「開心」，那我就不開店了，要全心全力照顧兩個孩子。我打電話一一通知老主顧這個消息，大家都表示很不捨，但為了孩子，我不得不做這樣的抉擇。
去長庚醫院那一天是農曆8月12日，醫生檢查後說：「恭喜，孩子不用開心！做心導管就可以。」我跟我先生聽到這消息比什麼都高興。13日做完心導管手術，醫生交代為了防止傷口大量出血，還要用沙包壓住傷口八小時，所以就在醫院多留一晚。隔天我們就順利出院，在中秋節之前回家。
阿煒出院，我很細心地照顧他，他身體也一天一天地恢復，看到他越來越可愛，氣色越來越好，能跳能跑，我內心很安慰；先生也常騎車載他兜風，買玩具給他。上了幼稚園，老師說他很聰明，教什麼就會什麼，一切沒問題，要我放心。
但是後來我發現阿煒會將喜歡的東西占為己有，不跟弟弟分享，我擔心他被我們寵壞，開始適時地處罰他，用勸的不聽，便用罵、用打，或者罰站。先生看我在處罰兒子，會跟我說：「孩子還小，不要那麼嚴格！」我告訴他，我要讓阿煒知道，當哥哥的要愛護弟弟，有東西，兄弟要互相分享，將來長大，心才會合；小時候不教好，長大很難調教，我對大兒子的管教開始有些嚴格。
阿煒讀小學一年級時，有一天，老師跟我說，阿煒常常上課上到一半，就會自己走出教室，老師以為他要去上厠所，結果他是去外面溜達溜達再進教室。後來，學校考聽寫，阿煒全部都不會，我就拜託老師讓我到學校陪阿煒早自習，確實將老師寫在黑板上的字抄寫下來練習。老師答應後，我每天早上騎腳踏車帶阿緯上學，再留下來陪他到早自習結束，他們去升旗，我才回家。差不多這樣陪了半年，直到老師說阿煒有進步了，我才沒有再陪他。
先生驟逝 心陷憂鬱牢籠
1985年，我和先生買下南屯區中和里黎明路一段三十七巷的房子，本來打算烏日的美髮店結束後，專心帶小孩就好，但媽媽告訴我，孩子會長大，工作還是要繼續，老了才有依靠。所以在裝修新家的時候，就同時將美髮用的器具裝設在一樓。
我要帶孩子，又要做美髮，有時候忙不過來，會將小兒子帶回去娘家請媽媽幫忙照顧。先生賣菜生意一直不好，不只看不到他拿錢回家，還常常跟我要五百、一千。後來我建議他換工作，但是換了幾個工作都沒辦法適應，最後是在貨運行輪值上早晚班，工作才穩定下來。
1987年農曆8月1日晚上九點多，先生公司的老闆打電話到家裡，他告訴我先生推貨過馬路時，被一位騎機車、未滿十八歲的年輕人撞上，倒地傷到頭部，要我到醫院。掛上電話後，我心裡很慌張，那時小兒子在我娘家，我趕緊帶著讀一年級的阿煒去找住在同社區的姑姑，請她幫忙照顧。我表妹（姑姑的女兒）聽到後，馬上開車載我到醫院。
去到醫院時，我先生頭部已經包紮好了，公司老闆、肇事者的父母親也都在急診室陪他。老闆跟我說：「沒事沒事，只是外傷，都縫好了，今晚在這裡過一夜，明天就可以出院了。」看到先生人清醒，我就放心了，我問他︰「要讓爸爸媽媽知道嗎？」他說：「不用。」他自己也覺得傷勢沒有很嚴重，不要讓父母知道，我就聽他的。
到了十一點多，我先生的臉色、神情開始不對勁，醫護人員檢查後跟我說，要趕快轉到大醫院。這時我才打電話通知我婆婆，我婆婆趕到時很生氣，怪我沒有第一時間就讓家裡知道，但先生這樣，我自己的心都亂了。轉院途中，我一直對著先生說：「你不要嚇我，孩子還小，我們不能沒有你⋯⋯」可是他人已經陷入昏迷，一點回應都沒有了。
抵達大醫院後，醫師緊急為他開刀，手術結束時，醫師告訴我：「妳要有心理準備！」天啊！這意思是先生隨時都有可能會走，叫我怎麼能接受？怎麼可以！想到我兩個孩子還小，我真的沒辦法面對。結果，三天後，農曆8月4日，他離開了。
我整個人像是跌落山谷，看不見希望，心情糟透了，頭暈、無力、睡不著、無法久站、沒辦法工作，常常要到床上躺著，等舒服一些再起來。我被醫生診斷為重度憂鬱症病患，日子過得很煎熬，還好我小弟對我兒子十分疼愛，有空就陪他們打球、跑步、騎腳踏車⋯⋯讓孩子比較不會想到自己沒有爸爸的事實，反倒是我沒辦法接受，才過得那麼痛苦。
兩年後，老二阿仁也上小學了，我堂弟每天早上開車上班，會順道載我兒子上學，我跟著去，自己再從學校走半個多小時的路回家。走那一段不算短的路程，我的精神體力才慢慢恢復，美髮店的工作才趨於正常；因為要生活、要養孩子，我不能沒有收入。
先生走了以後，我對兩個孩子的管教更為嚴格，因為我不希望聽到有人說他們是沒有爸爸的孩子，媽媽教養得不好，我也不要讓他們被人家瞧不起。
有一次月考後，我問大兒子：「阿煒，你的成績單？」他回答：「老師還沒有發。」結果，隔天早上我洗衣服的時候，在他的口袋發現一張紙，拿出來一看「成績單」，原來是考不好，不敢拿出來。我很生氣地打他，同時對他說：「我不要孩子不誠實，會跟媽媽說謊！」他知道原因後，加上被打得疼痛，慢慢也就不再發生同樣的事。
坦白說，我越打，孩子越怕我。有一回他只是聽到我叫：「阿煒！」他就開始站著，然後怕到全身是汗。我看了心裡很不捨，就過去將孩子抱在懷裡，希望讓他有安全感，能感受到媽媽是愛他的。所以，有時候兩兄弟吵架不聽勸，我就兩個一起打，但是打完後，小兒子阿仁會到我身邊撒嬌，可是哥哥阿煒不會，兩個兒子的個性完全不一樣，差別很大。
一場演講 重拾幸福之鑰
1991年，有一天我到朋友家開的中藥行買藥，遇到國小同學盧翠環，她知道我先生過世的事，便邀我去她家坐。她跟我介紹慈濟，介紹證嚴上人，也鼓勵我當志工，她說：「桂香，別人沒先生，又租房子，一樣出來做志工；妳雖然沒有先生，但是妳不用租房子，妳就帶著藥出來跟我做慈濟。」
聽盧翠環說完後，我很心動地答應她，但沒有馬上就行動，因為我的心一直很悶，想念先生的心仍然沒有減少。尤其是每年的清明節，我帶孩子去掃墓，看到墓碑後堆得高高的土丘，就想到先生躺在裡面，就忍不住靠在墳墓旁邊大哭；兩個孩子看到我哭，心裡很難過，但不知道如何安慰我。後來每年的清明節前夕，他們就會說：「媽，您去掃墓，可以不要哭了嗎？」
盧翠環找我做慈濟之後，過沒多久，換朋友童沛琪問我：「桂香，有一個師父要到黎明新村演講，我們一起去聽？」我很乾脆地回說：「好啊！」但平常人家邀我做什麼，我都會推三阻四，這一次卻沒有考慮就答應了。1991年5月14日，我在黎明新村中正堂聆聽證嚴上人主講「幸福人生講座」[2]，那是我第一次聽上人說話，不知道為什麼，也說不出來，只覺得越聽越歡喜，尤其是上人還說「用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回收可再利用的廢棄物，我覺得很有意義，回家後就開始在鄰居間回收紙類、鐵罐等資源。
我不認識證嚴上人，不認識慈濟，曾答應盧翠環的邀約，我也沒有付諸行動，但是聽了幸福人生講座後，盧翠環再說要載我去民權路上的慈濟臺中分會（臨時分會）[3]做香積志工[4]，我就跟著去了。那時候臺中分會（現為慈濟民權聯絡處）[5]正在興建，我每個星期一去做香積志工，幫忙挑菜，也順便把整理好的回收物帶過去；可是我鬱結的心還是沒能打開，每次到分會都是愁眉不展，不與人交談。
在臺中分會我認識了慈韻師姊，我們雖然不熟，但是她很關心我，會主動找我聊天。記得我曾跟她說：「我身體很不好，有可能隨時會走掉，我很怕那一天突然來了，我的兩個孩子沒人照顧，怎麼辦？」她安慰我說：「妳盡管放心，真的有那麼一天，我會幫妳把孩子帶回花蓮上人那裡。」我聽到她跟我承諾這句話後，壓抑很久的心才舒展開來，從此我開始真正投入做慈濟，也學騎機車，可以自己載回收物去分會做志工，出門不用再麻煩別人。
過去四年來，每年的清明掃墓，我都是在先生的墳前痛哭，真的走入慈濟後，我發願要做上人的好弟子，從上人的開示中慢慢調適自己，1992年的清明節，我就不再哭了。
設環保點 里長護持子母車
剛開始慈濟的工作沒有那麼多，除了每週一次做香積，只要收到助念或個案訪視的訊息，我都會參加。我參加完活動，回家途中一定會到南屯精誠路上的波士頓烘焙坊買麵包，兩個孩子放學回來看到都會很開心。有時候訪視看個案要跑到雲林[6]，我就會把家裡鑰匙交給孩子，老大已經小六了，讓他們放學後自己走路回家。
1994年我要受證為慈濟委員之前，我問兒子，你們有希望媽媽做慈濟嗎？他們都說：「有。」我就說，那你們要乖，要不然人家會說媽媽顧著做慈濟，沒把你們教好。後來左右鄰居知道我收集的回收物是賣錢捐給慈濟，很多人就會主動拿東西來我家放，因為數量太多，我沒辦法再用機車載到分會，就先堆疊在跟隔壁騎樓中間的一道磚牆旁，每週四再請慈濟的環保車來載。
成堆的回收物，有瓶罐也有紙板，我越看越覺得不安全，萬一有路人亂丟煙蒂，燒起來就不可收拾。我家前面的馬路有十五米寬，靠近對面住戶的一半道路沒有開通，有鄰居用來停車，也有人擺盆栽或金爐，我就選了一塊空地，請我小弟從二哥的公司載來三個裝油的大鐵桶，我再把回收物都放進去，就這樣成為我們這巷子的環保點。
久了以後，我們中和里的住戶都習慣將回收物送到這裡來。環保點就在我家前面，做起來很方便，我只要看到鐵桶裝滿了，我就過去整理，無論早上、下午、晚上，沒有客人就做；鐵桶的高度跟我的身高差不多，我會找東西墊腳，慢慢把回收物撿出來分類；手搆不到的時候，就把桶子推倒，再拿鐵勾把東西勾出來整理。
雖然我很用心在整理回收物，盡量做到不影響鄰居和車輛進出，結果還是被鄰居檢舉，說我有礙環境美觀。為了這樣，我去買一塊塑膠布來蓋，因為環保車要到星期四的社區環保日才會來載，堆的量多容易被風吹散，下雨天也會淋濕，甚至會引起路人的貪念，整包拿走。有次讓我親眼看見有人再來拿，我就說：「這些回收是我要給慈濟的，你若經濟有困難，我幫你提報慈濟基金會，你可以得到補助。」從那一次開始，就不敢再有人來拿了。
結果反對我的鄰居改口說如果那裡不放回收物，還可以多停一輛車。我覺得自己沒做錯，就去找里長王明頌說明，我做對的事，每天都整理得很好，沒有妨礙鄰居。王里長知道我的狀況，2004年就把放在里長辦公處外的子母車拿來給我用，那些子母車本來是他要在社區推廣資源回收用的，但大部分里民都習慣拿來我這裡，所以就拿來替換掉我的鐵桶。他還叫我站在子母車旁拍照做宣傳，要讓大家都知道中和里也有社區回收點。
我這個點的回收物大部分都是鄰里鄉親送來的，除非他們不方便，才會請我過去載。也有一些人不住在這裡，他們只是每天上下班固定走我家這條路，看過幾次我和其他志工做分類，後來他們早上出門時就會順便將家裡的回收物送過來，但其實我不認識他們。
再失至親 付出取代傷慟
先生走了以後，我的生活重心全放在兩個孩子與慈濟，但就在2000年12月新曆過年的前幾天晚上，老二阿仁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三個年輕人圍毆，打到他臉歪一邊，下顎都斷了。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在一家小餐館門口用餐喝酒，阿仁只是路過看了他們一眼，就被打到住院一個月，只能喝流質的食物，整整瘦了十公斤……
之後回到學校上課，他再也不敢用走的，我每天得載他去坐車，下課再載他回來。只要我經過小餐館，他都會趕緊將頭轉開，兩手緊緊抱著我，不知道他有多害怕。每次想到這裡，我的心就會好痛好痛，萬一我兒子怎麼了，我還有活下去的勇氣嗎？
阿仁的同學知道後，忍不下那口氣，相約要去修理對方，而且有同學的爸爸做法官，也有當律師的，建議說可以告他們。還好我有聽上人的開示，即使心結沒辦法一時全部解開，仍然可以自我調適，我跟兒子說：「弟！不要告，你們人生都還在學習階段，要走法院，會用掉很多時間；你們去打人也要負責任，難道打人就沒有罪嗎？你要那些同學也一起走法院、上法庭嗎？」年輕人血氣方剛都想爭輸贏，聽我這樣說才願意放棄。
後來進入調解委員會談和解，對方賠二十萬，我拿了，但我很坦白向他們說：「拿這些錢，只是警告你們；我若沒有拿，那以後你們會以為隨便打人也不會有事。我也不去告你們，因為你們有人才剛從監獄裡假釋出來。」若我去告，他一定還得再進去，我不希望他的家人，一直再為他的行事擔心過日子。我再用其中兩個人的名字繳了十年的慈濟功德款，希望他們能得到善種，改過自新向善好好做人；另外一人自始至終都不承認打人，也不在和解書上簽名，只願意一起賠錢，所以我沒有幫他繳功德款。
兒子被打不到兩年，我又遭受另一個打擊。只要我有事，總是義不容辭幫我的小弟，在2002年5月出國旅遊時，他搭乘的中華航空班機從中正機場飛往香港，結果途中解體墜海，機上人員全數罹難[7]。我常常對自己說：「孩子沒有爸爸，好在有舅舅疼。」但在先生往生十五年後，小弟也走了，他的往生又讓我失去一個依靠，難過好幾年不能釋懷，總覺得人生好苦，想要好好簡單過生活都覺得很難。
但是我沒有一絲埋怨，為什麼這麼投入做慈濟，還會發生這些事情。我更努力做慈濟，除了環保，每個月固定訪視個案，到慈濟醫院當志工，還承擔幹部，讓自己沒有時間胡思亂想。美髮店就變得像下雨才開的雨傘店，有客人預約才做，沒客人就做慈濟、做環保。
社區的志工接引點
曾有客人說我工作都沒有像做慈濟那麼投入，是不是把收到的功德款拿來自己用？也有人說我都不好好賺錢養孩子，整天四處亂跑。我很大方地回應他們，我有投資我二哥的公司當股東，每年分的紅利就夠我養孩子了。我要澄清自己，不讓人家誤會，更不要他們在外面亂傳。
大部分的客人都認同我做慈濟，他們想做頭髮，都會先打電話看我在不在家，沒人接聽就是去做志工，就另外再找時間跟我預約。還有些客人和鄰居聽我說慈濟，聽到變成慈濟人，像何春桂、陳美惠、林秀鳳、趙惠美、張黃珍等都是。
張黃珍是跟我住在同一排的好鄰居，跟先生在市場做乾貨批發生意，2004年因為車禍在家調養，我就邀請她一起做環保。後來她退休了，我趕緊鼓勵她參加更多慈濟勤務，並報名培訓。2006年受證慈濟委員後，張黃珍更認真，香積、助念、告別式、醫院志工，每星期四也到南屯區黎明路上的文芳香慈濟環保站做分類，哪裡有需要，她就去哪裡。
直到先生中風，張黃珍才慢慢減少參與的時間，但是我家這個環保點她始終沒有停止，因為距離她家很近，要照顧先生方便。後來她自己罹患巴金森氏症[8]，手會顫抖，四肢有點僵硬，走路緩慢，沒辦法照顧先生，反而需要請外籍看護照顧她的生活起居。
看護來要照顧張黃珍，還要陪著她到我家做分類。我們邀請看護一起做，她不高興地說：「我是來照顧妳，不是要來整理垃圾的！」看到看護臭著臉，張黃珍不勉強，讓她站在旁邊等工作結束。
回家後，張黃珍開始讓外傭看慈濟大愛臺環保志工節目──《草根菩提》，再慢慢解釋做環保的用意。看護聽明白了才願意跟著做，幾次以後就非常清楚資源的種類，連張黃珍分錯了，還會馬上跟她說︰「妳丟錯了。」有人拿回收衣物來，我會請看護挑適合穿的送給她，做環保還有禮物可以帶回去，她越做越歡喜。
一起做分類的還有夫妻檔何春桂和張榮裕、葉金泉和楊汝如，以及江勉、郭金棗等人。有一段時間，我們在子母車旁的空地做分類，遇到冬天氣溫很冷，開始的時間就往後延，等太陽大一點、溫暖一點再做；但是到了夏天，就得躲著太陽跑，越早做越不會熱。後來才想到這樣不是辦法，乾脆將回收物拉到我家的騎樓分類，冷有房子擋風，熱就從客廳接電風扇。我們的時間變得很固定，每星期一、四是我們的環保日，早上七點半開始，就會有環保志工陸續加入整理行列，通常是在九點左右做完。
有大家的護持，即使我要做別的勤務，也不擔心會沒人整理。像我每個月固定到臺中慈濟醫院做志工，張黃珍都會和看護來我家巡頭看尾，回收量過多也會主動整理。她自己行動不方便，有看護幫忙我很放心，否則我也會擔心她為了做環保反而傷到身體，對她的子女不好交代。
收穫最多在自己
在還沒做慈濟之前，我因為年輕就靠美髮賺了很多錢，所以對人對事都有一股傲氣。像有客人上門，我只會問：「要剪、要洗，還是要燙？」做頭髮的時候，不是特別熟的客人，我很少有互動聊天，頭髮弄好了，就說：「謝謝，歡迎再來。」偏偏我的客人很多。
我先生往生，婆婆很不諒解我，也很怕我改嫁，說兒子的死跟我有關係。我當然沒有很好的臉色給她，當她問起：「妳怎麼都不帶孫子回來給我看？」我會假裝對她說沒空，但其實心裡想的是：「要看妳自己不會來喔！」
後來我做慈濟，聽到上人說，父母是堂上的活佛，要用很恭敬心對待她；上人也說，假久了就會成真。為了學習「假久成真」，我開始帶孩子回去給婆婆看，本來都沒笑容，但到了婆家的騎樓時，我就開口叫她「媽媽」，也能跟她聊天；其實多半是裝出來的，心裡是很不愉快。
久了以後，大伯和婆婆看我加入慈濟有改變，就說不錯，他們很放心。有一次婆婆打電話給我，我沒接到，晚一點再打來，我就跟她說我去幫人家助念，她就接我的話說：「以後我死，也要幫我念（佛）喔！」
1992年底，婆婆往生時，我遵照跟她的約定，請兒子和慈濟的師兄師姊到家裡為她念佛，師兄師姊還幫她換好衣服，將大體從樓上搬到樓下，並把一切都安排妥善，才各自回家；那時都已經晚上十一、二點了。
我娘家對我做慈濟，一開始是不支持，我媽媽說我還要賺錢養孩子，跟人家做什麼志工，等到了當阿嬤的年紀再做就好。可是她後來也跟著我搭慈濟列車到花蓮參訪，除了認同，還經常跟我爸爸捐錢護持慈濟。
跟我住同社區的姑姑也是不支持，她說我做慈濟做到走火入魔，常常不在家，讓她找不到人。後來她接受我的邀約一起做資源分類，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每星期二早上還到文心南路的臺中分會當福田志工，幫忙整理環境。
我做慈濟後，對我跟兩個兒子的相處幫助最大，以前只要他們讀書考不好，我就會打罵。做慈濟以後，我的心放寬了，我聽上人的教導，不用父母的心教育孩子，這樣容易把得失的心態加諸在孩子身上，造成孩子心理的壓力，只覺得我嘮叨，而不是真的受教；要用菩薩的智慧，不強加自己的期望與要求，無所求地開導，孩子自然會有成長。
捨小愛 成就人間菩薩
我兩個兒子已經各自成家，工作關係都住在外面，他們最不放心我一個人住，希望我能輪流搬過去跟他們同住，但是要將做了二十幾年的環保點收起來，我就想起生病的張黃珍，如果沒有我這個點，她就沒地方去，只能在家當個病人，我真的很捨不得。而且我也想照顧社區志工葉金泉、楊汝如這對夫妻的道心，所以我念頭一轉，決定不將環保點收起來，我可以一個人住，偶爾到兒子那裡小住幾天就好。
葉金泉和楊汝如是我之前在烏日開店的鄰居，我搬來南屯，她也跟來給我做頭髮，我邀她繳功德金，每個月跟她收功德金，慢慢又邀她來做福田、做環保。她好不容易繳了慈濟善款，也做了將近十年的環保，我若將環保點收起來，他們夫妻有可能因此斷掉與慈濟的互動。
到現在，我還沒辦法度他們夫妻進來，是因為楊汝如的弟弟是慈濟教師聯誼會的老師，在太太往生後全心投入慈濟。她看到弟弟很忙碌，好像時間都賣給慈濟了，她不喜歡這樣子，她覺得人要有一點自己的空間。所以我還要繼續鼓勵葉金泉能參與志工見習和培訓，期望有一天他能在太太楊汝如的支持下，如願培訓受證。
做環保減少很多煩惱，對我自己、張黃珍都得到很大的助力，我把對家人的小愛，轉為守護大地的大愛，張黃珍把做環保當作復健，證明自己還很有用。她生病後要剪寶特瓶蓋變得很辛苦，每一次都要使盡全身的力氣，剪久了，原來手抖得很厲害的現象改善了，有時候甚至不會抖，走路的步伐更穩更快。
環保日和我醫院志工時間重疊時，張黃珍和看護總是最先到我家，她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即使坐輪椅也不放棄做環保，沒時間也要騰出時間，等到身體更不好才要做，太晚了。」已經八十歲的張黃珍，對慈濟、對上人的心是那麼堅持，換作別人可能因此放棄了，但是她從沒有停止，這種毅力很值得我學習。
上人曾說：「過一年，歲數增加一歲，但是生命減少一年。我們都要好好珍惜擁有的健康身體，不要等到哪一天身體不聽使喚了，才要發大心立大願，真的都太晚了。」我在張黃珍身上體會到這句話，如同先生往生那一段時間力不從心的苦，我也告訴自己不能懈怠，珍惜當下做該做想做的事。
感恩有慈濟，讓我做環保，讓我每天生活充實；如果我的人生沒有慈濟這條路，真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也因為有上人的法支撐著，我才能撫平先生的往生、弟弟的往生，小兒子被打的層層傷痛。
【註釋】
[1] 《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三章第五節第一六○條明文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受訪者林桂香生於12月9日，實歲六足歲時已逾該年新學年度開學時間，須至七足歲才會收到政府的入學通知。林桂香自述八歲收到入學通知，是因慣用「虛歲」計算，即出生時就記為一歲，全篇口述紀錄中談及她與家人的年齡皆是以「虛歲」計算。
[2] 為慶祝中華民國80年（1991）母親節，臺灣省政府──黎明辦公區公共事務連繫協調委員會等單位，特邀請證嚴上人，於5月14日下午二時，在臺中黎明新村中正堂，舉行一場「幸福人生與慈濟精神」專題演講。資料來源：林秀美、徐佩伶，〈人生的幸福 從惜福開始 上人勉勵黎明新村成為慈濟模範村〉，《慈濟道侶》，第130期（1991年6月1日），第二版。
[3] 慈濟臺中分會於1986年3月21日至2013年8月31日設址在臺中市民權路314巷2號，其間因應會務發展需要，1990年12月7日拆除擴建，分會工作人員移至臨時分會，即對面的寶座大廈一、二樓處理會務，志工活動也暫在此地舉行，直至1992年10月31日新會所落成。2013年9月1日，分會遷至文心南路臺中靜思堂，民權路舊址於2018年5月24日更名為「慈濟民權聯絡處」。資料來源：慈濟年表資料庫。
[4] 香積志工，指慈濟活動或賑災行動中，負責供應餐食的志工，其名典出《維摩詰經‧香積佛品第十》。資料來源：孫秉森撰文、廖右先編輯，〈香積志工〉，「慈濟全球資訊網」。https://reurl.cc/v15z5N（2020年8月26日檢索）
[5] 同註3。
[6] 1997年落實社區分組前，慈濟臺中分會會務包含臺中縣市、苗栗、投、彰化、雲林。資料來源：中區人文真善美團隊，〈中區落實社區組織樹狀圖表〉，2011年4月29日製表。
[7] 2002年臺灣中華航空一架波音747-200型，編號611號班機自中正機場飛往香港途中，飛行到澎湖馬公海域，卻在高度約三萬五千呎的高空處突然解體，墜毀海面，機上206名乘客及19名機組員共225人全部罹難。資料來源：〈【2002年歷史的今天】華航澎湖空難225人喪命〉，2016年5月25日，華視全球資訊網。https://pse.is/qvqkb（2020年9月21日檢索）
[8] 181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巴金森（James Parkinson）的英國醫師，他首先發表了一篇文獻，詳細描寫了發生在六位老人身上，一種伴隨著四肢發抖、無力、軀幹駝背、動作緩慢的疾病。後來陸續有人觀察到同樣的病例，因此就把該病命名為巴金森氏症（Parkinsons disease）。此病是一種好發在老年人的退化性神經疾病，根據臺大醫院本身的統計，患者平均發病年齡約為五十八歲。典型的巴金森氏病有三種表現：震顫（手部發抖）、四肢僵直和行動緩慢。資料來源：〈認識巴金森氏症〉，臺大醫院神經部網頁。https://pse.is/w58ty（2020年9月26日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