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2年（民國41年）在臺北出生，家庭經濟小康，有一個姊姊與一個妹妹。我只是高中畢業，學生時喜歡登山、參加社團，擔任登山社的總幹事，處理平常的會務、年度報表、活動規劃、行前勘察、人員工作分派、相關協力單位聯絡、行文申請、人數確認⋯⋯社團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務全包。
二十歲那年（1972年）我服三年的陸軍飛彈部隊役，那是屬於特種兵種之一。依往例飛彈兵應該就跟空軍少爺兵一樣，只要把各項電子設備熟悉操作就可以，生活作息就跟一般上下班族一樣，很輕鬆！但是我遇到指揮官剛由陸戰隊調派來，他用訓練陸戰隊兵種的水平要求，所以我稱它是「飛彈部隊野戰化」。本來是三年少爺兵，後來變成三年陸軍飛彈特種部隊，差一個蛙人操訓練而已。
退伍後，我到一家事務機器公司當外務員一年，1977年進入空運公司，把臺灣的貨物運送到國外各地，屬於貨物航空運輸及報關業務。我從業務員學起，慢慢進入狀況。總公司在臺北，我負責臺中分公司，統攬中部地區的業務，有倉儲、打包、運輸及處理進出關稅的經歷。
福田自耕 夫妻各拉鋸
男人的重心在事業，我有工作要做，我太太鄧春治她比較輕鬆，家裡吃飯很簡單。我上工，她就可以去做她喜歡的事，像是去YMCA[1]、去進修，跟朋友去泡茶。
鄧春治的舅舅陳瑞端，因為家族財產繼承需要她蓋章，所以舅舅順勢跟她說慈濟，春治是從他那裡知道慈濟的，慢慢地舅舅帶她去做慈濟。早期臺中分會人不多，大家都很親，春治跟大家處得很好，慢慢地大家跟著我們叫陳瑞端「阿舅」（臺語發音）。
那時春治做慈濟，原則上我沒有反對；但是她老是要拉我一起做，我覺得：「她做她的，我做我的工作，不搭嘎的！」後來她一直假藉名義要我幫忙，像是幫忙打包物資、訪貧開車，或者分會有什麼事情需要人力的時候，她就會打電話給我，叫我去幫忙。
打包不一定在假日，有時候是上班時間，譬如農曆24日要發放，發放的前幾天就要打包；那時候是1988年，臺中的志工人手不多，男眾更少，差不多都是那五、六個人而已，人手嚴重不足，其他都是像媽媽的歐巴桑，粗重的東西都要男眾搬。所以春治就會說：「我叫我家那一個來幫忙。」我是老闆，當然時間上比較自由，不用被綁在公司裡面，她就覺得說我可以。但是她的「可以」跟我的「可以」，是有落差的，我們兩個為這件事一直在拉鋸。有幾次上人來，她就在上人那裡告狀，這樣的情形大約持續一年。
不捨志工媽媽們 自然融進慈濟大家庭
一回生、二回熟，大家跟我越來越熟，我越不好說不。說真的，那時候看就沒有人啦！訪貧開車的司機都是一些媽媽，如果都是女眾去，也不是很安全；因為有時候去很遠、又偏僻，有時候還得翻山越嶺，有時候環境很骯髒，還是需要男眾。
我每次去到集合現場，一看男眾真的很少；假如來了三位男眾，三隊出去，也只能一隊一位而已，況且經常要繞到彰化、苗栗、南投縣等地方去訪貧。本來只是我太太找我去，後來，慢慢地，師兄、師姊都習慣了，分會一有活動，他們就會打電話給我：「蕭師兄，我們有活動，請您開車來載東西好嗎？」剛好我們公司有年輕人，又有一部廂型貨車，可以運送一些資材；而年輕人可以幫忙開車，又能夠協助上、下貨物，就很好用。只要談好、安排好，資材裝上車，就直接拉到現場，場布完畢就開始；結束了再收回來，就這樣一次次地周而復始，慢慢進來慈濟了。
1990年我跟春治同時受證委員，上人給我們的法號是「慈濟清淨」，春治是「慈清」，我叫「濟淨」，所以我總覺得「有『清』才有『淨』」。我們那一屆培訓很嚴格，臺中受證只有九個人，只有我一個男眾，其他都是女眾。本以為受證只是多一張證件而已，工作都沒差；後來才知道這張委員證須承受的責任竟然是那麼大。當年培訓是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所以受證後我們都編在第五組，是跟陳瑞端阿舅與師嬤[2]同組，那時候第五組組長是張雲蘭師姊。
進到慈濟都有老組長在帶，他們都有相當的經驗，出去訪貧，怎麼觀察、關懷、濟助；又怎麼透過左右鄰居或是村里長，了解個案實際上的狀況。當時上人幾乎一個月來臺中一次，每次都有機會能夠親近上人，分享工作心得，並接受上人的指導與慈示。
人少事多 各種功能都做
臺中分會1989年還是日本宿舍的時候，我算是第一梯的影音志工，因為活動都要錄音、錄影，有時候也要寫一些文稿。當時還沒有像現在「人文真善美三合一」那麼齊全，大部分都是北區的師兄隨師而來，影音器材架設了，上人開示後，他們就將影音帶走，所以在中區來講，很少留有上人開示的資料，所以要整理出資料，然後再和未能參與的師兄師姊分享就很困難。
後來，我就自費準備一套影音設備，當分會內外有活動時，整個設備就能架設出去，活動結束之後拆收回來。當上人來時，我們也就有經驗能自己控場錄音，事後將卡帶寄回精舍前，也能做一些簡單的處理，留在臺中分會存檔備用。有興趣控場錄音的師兄師姊漸漸加入學習，慢慢地，中區影音志工成形，臺中分會拆除重建後才有正式的音控室。
在慈誠隊裡，我是幹事之一，所以很多的活動與工作都參與。包括日本宿舍的臺中分會在1990年拆除，1991年重建的時候，分會對面九號的民權寶座大樓剛好完工要賣，慈濟買下一、二樓和地下室，作為暫時推動會務的地方。1992年10月31日當時的臺中分會（現民權聯絡處）啟用，第十五屆榮譽董事授證典禮也同時在東海大學舉行，我與春治同時受證榮董。重建到啟用過程，整個事務性工作我都參與其中。
從1989年上人的「幸福人生講座」開始，慈濟在中區的活動漸漸多了起來。1991年上人應新聞局、勞委會的邀請，於7月13日晚上，在彰化縣立體育館對眾開示，是中區最大的一場講座。那一場活動的前置工作，中區志工、幕後全部動員約三、四百人，從現場場地無法形容的髒亂，打掃整理乾淨、布置完成到活動順利結束，讓與會的會眾幾萬人於半個小時左右，順順利利地離場並撤場完畢。記得晚上十一點半左右，回到臺中分會，上人還在夾層[3]等我們，當我向他報告會場撤場完畢，師兄、師姊們都回家了，上人才休息。以前這樣的大型活動，上人都是這樣地跟我們同在。
1993年10月24日彰化八卦山淨山活動與第一場的骨髓捐贈驗血宣導，我們從活動的場布、接待，甚至於公關⋯⋯什麼工作都做，因為志工不多，大家就各盡自己的專長。為了彰化第一場骨髓捐贈驗血宣導，我們跟慈濟醫療志業發展處同仁饒慧萍，到臺北榮總拜訪主導臺灣骨髓捐贈的陳耀昌醫師，並請他到場為志工說明，經過幾場的籌備會議，規劃了八卦山那場驗血宣導。驗血當天收集的血液，需要以空運送往美國分析，我當時跟著救護車護送到中正機場出關，除司機外，就我一個人。
職志合一 漸次轉換
1991年中國大陸華東水災[4]後，春治就被上人指派參加勘災與賑災工作，臺中分會1992年10月啟用後，花蓮慈濟醫院總務室主任王錦珠，曾經跟我提：「基金會缺人，回來花蓮啦！」我雖然沒有動念，但是仍然協助關心慈濟中區的相關行政會務，因此臺中分會的年輕同仁都親暱地叫我「蕭爺爺」。
春治1994年發現罹患鼻咽癌，回花蓮治療，上人要她留在花蓮養病，同時轉入基金會財務室擔任專員協助會務推動；而我在當年年底聖誕節前往花蓮探視，經上人開導後，我在1995年元月1日起到花蓮慈濟基金會總務室上班擔任高級專員，並兼任慈濟醫院總務室副主任一職，執行一般不動產及其他事務的管理。就這樣，我到花蓮慈濟基金會上班，同時陪伴太太春治復健，春治早我十八天進基金會。
我在臺中的工作要結束，換跑道到花蓮慈濟基金會的時候，我的同仁都不知道，我的客戶也不知道。從花蓮那邊工作抽空回來，才慢慢地跟同仁交代，因為他們本就知道我是慈濟志工，有活動他們也會開車子過來幫忙，同仁就像是我的幕後一樣。我去花蓮，他們都知道，只是認為「老闆是去當志工」。
行政職工跟志工之間有一段落差，我本來都是以公司為主，當志工的工作時間不多。但是決定到基金會工作後，時常須留在花蓮。在公司同仁心裡，覺得老闆當志工的時間變多了，留在公司的時間少了。那段調適期，同仁們會有一些不習慣；那時候還沒有行動電話，所以公司同仁有事情找我就用BB Call，是工作就交代一下，是客人就互動一會兒，有什麼事再交代處理。
就這樣，整個重心由志工轉到職工，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在花蓮，偶爾回到臺中有事情就聯絡，交代同仁：「如果客人有事情再跟我聯絡，沒有的話，你們自己處理。」臺中分公司的同仁都是我一手招募訓練，雖然知道公司需要我，但是我更喜歡慈濟，所以差不多經過兩、三個月後，就直接告訴他們我離開的決定，整個公司就交給他們處理了。
從剛開始一步步地做志工，到後來慢慢地全心投入在花蓮工作，完全離開我原來的臺中分公司，當然必須跟臺北的大老闆說明，他原本不同意，可是他知道是要轉入慈濟的志業，他無法挽留就說：「既然你跟阿鄧（春治）要幫師父做慈濟，好吧！」所以臺中分公司就交給同仁們接手；如果客戶那邊真有需要我再幫忙處理，他們慢慢做順了，後來就不再找我了。
我到花蓮慈濟基金會的時候，剛好慈濟三十周年慶，花蓮靜思堂啟用。慈濟從無到有，整個重心都在花蓮；當時基金會只有兩、三個人而已，因為先有醫院，再有護專，花蓮靜思堂才慢慢蓋好。早期基金會的行政，幾乎委掛在醫院的行政系統架構下運作，所以基金會雖有組織，但是沒有幾位職工。
我回花蓮的時候，各地的靜思堂很少，幾年後，慈濟志業蓬勃發展，逐漸地，基隆、臺北就多好幾個靜思堂，桃園、新竹、臺中、苗栗、南投、彰化、雲林、嘉義、臺南、高雄、臺東……各縣市都有靜思堂了。
所有的靜思堂建設後都需要總務管理，不管有沒有設置行政人力，一樣都有設備與相關事物資材提供志工運作，這整個都是我要承擔的責任。用最少的人力去做最多的事情，而且就算沒有行政人力，也要有志工協助。而當年我能夠跟全臺各區志工互動良好，是因為早期的大陸華東水災、外蒙古賑災、日本阪神地震賑災等，國內外的勸募、賑災，甚至於到各區做骨髓捐贈作業的宣導，所建立的革命感情。
出差臺中 遇上九二一
1999年9月21日我與人約在臺中談事情，所以前一天我從花蓮出差到臺中，當晚住在臺中市精誠二十三街的家裡，距離民權路臺中分會很近，僅約一、兩公里，騎機車大概五分鐘。
凌晨地震很大，我被搖醒，從床上滾下來。被震醒的那一剎那，莫名的、反射動作是逃離現場，從四樓往下跑到一樓，拉開鐵捲門，左右鄰居都已站在路中間，相互間的對答是：「好大、好大⋯⋯」「怎麼那麼大？」接著又天搖地動！「花蓮有怎樣嗎？」我腦袋中浮現問號。拿起手機就撥給在花蓮靜思堂的太太，耳邊響起太太春治的聲音：「好大的地震，你們好嗎？」我回答她：「還好，沒事！妳呢？」她說她快到靜思堂的道侶廣場了！我就說：「哦！好，保持聯絡！」掛上了電話，想一想不太對，平常活動都在民權路臺中分會，像家一樣，心裡第一個想到：「這麼大！分會不知道有沒有怎麼樣？」因為地震實在太大了，我看住家沒有事，所以就跟我的小兒子培剛說：「快！走！我們去分會看看。」就這樣，門一關，就跟兒子騎機車去分會。沿路一片漆黑，心裡想的就是趕快到分會。兩點五分左右我們進到分會，外面都停電，分會燈是亮的，除了值班的師兄以外，兩、三位鄰居已經在分會一樓門邊躲地震。進去之後大家相互關心一下，我請師兄們看看樓上、樓下是不是都安全，他們大致繞了一下，沒有什麼問題。
媒體已經在播報臺北的災情，也陸續播報中區大停電，災情不明。分會電話陸續響起，是師兄、師姊報平安，也回報鄰近有災情，他們說：「只是黑漆漆的很難確認。」我當下提醒：「安全第一，有後續消息再請回報。」整個思緒還在接電話、回電話、撥電話轉介處理需求時，兩點五十二分接到花蓮靜思精舍黃明月[5]師姊來電，轉達上人的關懷，並告知精舍、靜思堂、醫院、學校等都安全，她並問臺中災情。初步我回報：「分會無損，已聯絡上的志工都沒有事；但是因為停電，通訊不良，災情尚待收集，會陸續回報。」明月師姊轉達上人慈示：「安全第一！」
成立救災中心 電話接不完
只知道臺北有狀況，臺中這邊還沒有很明朗的同時，漸漸地有一些訊息進來，臺中向上南路那邊有房子傾斜，接下來聽說臺北有大樓倒塌，南投酒廠爆炸，我第一個感覺狀況不太對……
為蒐集一些資料，我拿出收音機，直接轉電臺就聽到：「臺北有房屋倒，有人死亡……」聽起來好像越來越嚴重，各地師兄師姊報災情、要資材、要人力的電話越來越多，轉接、交辦、彙整、回報基金會⋯⋯臺中分會救災協調中心就這樣成形了。
九二一災情訊息一直傳進來，我旁邊有三、四支電話，請師兄、師姊們幫忙聽，聽完之後寫過來，我來整理、聯絡。本來是拿筆在便條紙上寫，隨手貼在牆柱上，結果越寫越多；而且有一些訊息重複，所以須再次交叉印證、修正，因此請師兄、師姊找來大白板，放在諮詢臺後方，開始用奇異筆重新多次改寫。陸陸續續進來的訊息，知道南投很嚴重，東勢也很嚴重；某些橋斷了、道路隆起⋯⋯交通動線受阻。
漸漸地，有人報來：「太平有房子倒塌，潭子有人被倒塌的房子壓死⋯⋯」接下來五權南路德昌新世界整棟大樓傾斜，南投、彰化都有災情傳出，感覺災情很嚴重。當時我想到的就是「災民有什麼需求趕快給他們」。
天未亮 死亡人數倍增
天還沒亮，死亡人數回報就以倍數增加，需要協助搬運屍體的人力及助念人力不足，各地方都陸續提出白布、屍袋、冰塊的需求。我們沒有白布，就麻煩現場師兄、師姊：「拜託你們聯絡一下，附近有什麼朋友或是布莊，拜託他開門，買好之後再送去。」也就近聯絡人力支援，只要有訊息過來，我就趕快處理。
黑漆漆一片，夜裡挖出來一些往生者，白布蓋著之後，接下來就是運送，運送時要屍袋。開始要屍袋，災情多麼嚴重，開始北屯要二、三十個屍袋，大里要四、五十個屍袋⋯⋯越要越多。本來只是跟中部地區的醫院要屍袋而已，但是醫院一般屍袋存量都不多，所以彙整總數量之後，回報在花蓮靜思堂的鄧春治，她去報告上人。聽春治說，上人還問：「為什麼要那麼多？」統計後直接由花蓮慈濟醫院提供屍袋。
屍袋之後要「冰櫃」。屍體還沒有經過檢察官檢驗，還沒有確認身分之前，不能處理。屍體放著怕太陽曬，就是需要放入冰櫃。冰櫃從哪裡來？上人想到臺北環球貨櫃公司董事長李宗吉，經過聯繫，環球貨櫃公司在第二天（9月22日），就將冷凍貨櫃運到南投南崗工業區及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因應。
物資進出多 志工不夠用
9月21日天漸漸亮了，師兄、師姊陸陸續續往分會集結，家裡沒有受損、安全的，他們就主動到分會來。漸漸地，行政同仁，包括社工、財務、總務……都進來了。草稿資料就交給他們再重新整理並登錄，且凝聚大家的共識，請社工開始制訂各種表單，包括物資需求單、進貨單、出貨單、人力調派單、車輛調派單……所有的需求，一個個表格都訂定出來了。
由於震央在南投，大災區集中在中部。第一天（9月 21日）早上開始，各地方的志工也都動起來了，開始準備茶水、熱食、醫材與藥材，並回報民生必需品，例如：礦泉水、手電筒、電池、醫材、帳篷……等需求。他們發現很多人受傷，斷手、斷腳需要夾板固定，因為沒有那麼多固定器，所以找一些木材因應。分會差不多早上六點多就準備好物資，上午八點左右即陸續出車，將物資運往南投、埔里等災區。
同時很多的物資送進來臺中分會，幾乎全臺的物資都往臺中分會集中，不是我們跟人家要的，是主動送過來的，一卡車、一卡車送來。貨車司機一到，就說他是從哪裡來的，誰叫他送過來的，然後他就開始下貨；下完貨就說：「麻煩你簽個名。」他就走了。所以物資很多，很難管理，看起來很亂。
還好人力大集結，不只我們師兄師姊，後面很多年輕人、很多善心人士，他們知道「慈濟」就來了。在門口說：「我要來當志工，你們有什麼需要就跟我講。」所以物資很多，人力也很多，只是怎麼放、怎麼擺。因為本來分配誰負責什麼，可是負責沒多久又出去支援了。所以就算他想要專心在一個地方，但是，災區太大，穿「藍天白雲」志工服的非常少，一旦出去就成為核心人物，大家都聽他的，很難再回到本來的工作崗位。
一天早上、中午、下午很快過去，很多人會來分會要物資，也很多人會送來物資，那種情況很難控制；因為物資太多了，照規矩應該是衣服放一堆、食品放一堆、水放一堆、器材放一堆⋯⋯應該是這樣；但是因為拿了放、放了拿⋯⋯本來放好的、規劃好的，沒多久又亂了；有時候這東西太多了，那東西變少，它會擠過來、擠過去。整理、整理後，這東西又增多出來，又佔到其他地方了。
我們雖然做過很多次的協調與整理，因為大家的重心都在災區裡，沒有很多時間投入整理。這個情況是等上人到了臺中分會後下令全力整合，有期限的食品類趕快送出去，已經過期的馬上淘汰，幾位幹部坐下來談，先找放置場所，再分類物資移送安置，經分類重新整理就緒，才造冊納入正軌。
分會周邊空間都已經塞滿了，再怎麼挪就是挪不出空間來。所以就找誰家是開工廠的、房子有空的，分會對面九號旁一樓是空的，就借慈濟用。分會空間重新規劃，運用當時的人力，所有物資大洗牌。怕日曬雨淋的，像食品、奶粉、果汁等就進到室內放置；不怕雨的帳篷、睡袋、屍袋等就放周邊屋簷下，所以整個分會的周邊都是物資。
有些物資是不急需的，而且可以耐久的，先往外面可用的倉儲空間移動。像我家一樓是空的，平常當車庫用，幾乎所有的礦泉水都往我家移動。五米寬的面，十五米深的空間，礦泉水從地面到天花板，幾部卡車的量，師兄就一直疊、一直疊⋯⋯疊到上面，其他外地的更不用說了。
每一個地方除了人員安排以外，就是物資管理。慢慢訊息多了，物資就往外送。大概是第四、五天，透過大愛臺對外宣布「慈濟不缺物資，請不要再送物資來」。因為除了慈濟的物資足夠以外，其實每一個災區、每一個點，以及公共場所、活動中心、鄉公所物資也都非常多，所以再送過來，可能造成浪費。
四面八方 成立服務中心
九二一地震的災情非常廣，慈濟志工從四面八方很迅速地進災區提供服務，慈濟志工平常都有訪貧的經驗，也曾經參與過賀伯颱風的救災工作，第一時間發現災情，自動自發就在災區附近駐紮下來，挪一張桌子、搭個帳棚，一個諮詢、服務中心就出來了，鄰近的志工自然集結；加上我們的「藍天白雲」或是「八正道」委員的制服很明顯，很快地成為地區性的聯絡中心。
師兄、師姊都很有處理急難的經驗，知道的訊息就往臺中分會回報，因此所有的資訊很完整，包括哪個地方是誰、在哪裡集結、電話、提供什麼服務，都在白板上註記下來，訊息非常清楚完整，隨時提供需要做聯繫。
還有在外地工作的人回鄉，已經搬到外地工作了，地震後打電話回老家問：「你們那裡有怎樣嗎？」聽到馬上捲著行李就衝回老家。第二天慢慢訊息進來，電話一接起來，是臺北的師兄，他們分別會說：「我在中寮」、「我在集集」、「我在⋯⋯」，都已經回到他們的家了，跟當地的師兄師姊又整合起來，所以那股力道很強。而且外地工作的師兄、師姊，他們不只人回來，連物資整卡車都帶回來。那種向心力，真的是菩薩人力的凝聚、物資的集結，九二一真的徹底展現臺灣人的善。
很多人都看著：「慈濟人怎麼在那個地方救？」像后里張碧珠他們往東勢去，沿路走到哪裡救到哪裡，橋斷不能過，涉水過；雲林北港的師兄師姊，從斗六往南投途中，橋斷了過不去，他們在竹山就留下來了。雲林、嘉義的師兄師姊；依著地域性、地緣性支援。南投發生災難，雲林是有災，但是沒有什麼大難，所以主動往其他災區勘察，看情況成立救災點。
臺中分會 是救災精神中心
9月21日凌晨開始，手機通訊漸漸地斷訊。因為通訊公司的基地臺已經停電了，或許它有蓄電池，有所謂的UPS（不斷電器），可是也會慢慢地耗電直到沒有電；也許還有柴油發電機發電，可是柴油也會慢慢用完；換句話說，供電的系統越來越少，所以通訊系統越來越弱。
我們臺中分會那一臺緊急發電機，從地震後停電那一刻開始啟動，只給它柴油，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直到電力公司試電恢復供電，它才休息。不然沒有電，連電腦也不能用，什麼都沒辦法做。真的菩薩保佑，它讓我們整個功能運作沒有中斷。
那時候電話都佔線，因為手機漸漸不通了，有線電話還通，因此臺中分會的總機電話24734087，幾乎都佔線。但是臺中分會有一臺傳真機，發揮很大的功能，讓我們分會整個運作一直很正常。因為傳真機號碼沒有對外通訊，是對上人、精舍及基金會聯絡的專線。
我們的通訊除了電話、手機、傳真機以外，還有無線電勤務系統，發揮更大的功能。平常我們有勤務時，會用無線電隨時互相聯繫。當時民間有飛鷹隊、駱駝隊……等救難隊。救難隊使用越野型的吉普車，活動力很強，橋斷走溪底，路斷繞道而行，跋山涉水能夠到達很驚險的地方，所以他們到現場看到的災情很精準。這樣的相互支援，就是在賀伯風災時，南投一些災情慈濟曾經跟他們互動過。
因為有那次的合作，所以遇到九二一地震，他們在南投災區搜救，透過無線電聯絡慈濟；相對的我們無線電也會聽到一些訊息，並跟他們互動聯絡，整個訊息都能很機動地處理。我們也從這些管道去蒐集、彙整資訊回報。
第二天（9月22日），《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有兩位記者，就來我們臺中分會，拜託我們挪個空間給他們，因為慈濟這邊的訊息最快，物資最多，而且要進到災區都是管制，記者不一定能夠進去，所以安排他們在社工的後面。災區看到車上有慈濟的logo，是「藍天白雲」志工就能夠進去。所以全臺媒體、社會福利機構、慈善團體，他們想要進災區，就來臺中分會搭便車出去。那段時間，臺中分會成為整個精神中心。
共體時艱 吃睡在分會
九二一當天晚上，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就從花蓮趕過來了，包括花蓮慈濟醫院的醫療團隊也到了。當時人醫會剛成立，所以醫療由花蓮慈濟醫院統籌。因為第二天一早要出門，所以當天晚上馬上召開臨時的協調會，依據第一時間整理出的訊息分配工作。他們根據彙整的訊息盤點所需醫療器材，同時聯繫臺北、高雄、臺南……甚至於臺中本地的醫事人員，透過相關的醫療管道與體系支援。
很多師兄、師姊白天出去支援、關懷，晚上回來分會。那時候臺中分會，外地來的志工，晚上回來在分會休息。我自從九二一那天凌晨，從家裡到分會就沒有回家，事情一直進來，一直分派、處理。應該是9月22日的凌晨，一直沒有闔眼，我真的受不了了，訊息也比較穩定了，實在是癱了，直接往旁邊的桌子底下一趴就睡著了。經過一、兩個小時，9月22日清晨三點多起來又開始忙。
每個人都動起來，像文宣組做一些文稿及彙整工作，很多訊息回來他們要整理、歸納，所以林珮華師姊跟她五、六歲的女兒小寧兒，一樣通通睡桌子底下。反正吃在分會，睡也在分會，整天都在分會，有事就出去，處理好就回來。
山線火車不通 心急如焚等海線
第三天9月23日，我接到在花蓮靜思堂的鄧春治通知，上人早上從花蓮靜思精舍出門，預計下午一點會到臺中。我跟田憲士及大愛臺兩位記者各一部車，到臺中火車站去接。從下午一點前就在那裡等，等一班車、兩班車、三班車、四班車……都沒有。電話怎麼打，德惇師父、德融師父……誰的電話都不通。知道他們出來了，可是該到的時間已經過了；雖然心急如焚，我們還是在那邊一直等。但是因為等太久，又沒正確到達時間的訊息，所以大愛臺同仁另有個案須採訪先離開。
等到四點多，彰化一班區間慢車上來，在臺中火車站才看到上人從擠滿回鄉人潮的區間車廂走出來，原來山線的鐵路斷了，火車不通，他們改搭海線火車，到彰化再換車上來臺中。看到上人關注我們的眼神，我壓抑了三天的情緒一下子解除了！當時我沒有帶相機，沒拍到上人從人很多的車廂走出來的那一幕，我覺得很慚愧，也很懺悔。事後我回報在花蓮靜思堂的春治，上人已經平安到臺中了。
上人下午抵達臺中分會的時候，我的喉嚨已經沙啞幾近無法出聲。上人到了分會先巡一遍再開始問，那個時候就請志工團隊，由他們配合白板資料做整體的報告，我就在旁邊聽，只是有一些比較特殊，上人在問、在叮嚀的時候會問到我，我就很簡單地回應，做重點補充。包括上人到各災區現場，我都是跟在後面聽而已。
震殤深壓內心 不願再談
地震後，上人到達之前，我最主要都在分會做整合，也因為都在分會裡面，災區我一直沒有去。聽到的都是二手消息，透過媒體報導與志工轉述，那個災情就一個「慘」字。上人到了之後，我們跟著出去，那真的很慘，整條街整片壓下來，馬路中間一棟房子倒這樣，馬路邊整排房子垮這樣，三樓變二樓、變一樓。房子變矮了，大樓碎了、橫躺了⋯⋯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兩旁都是棺木，還有一些大體用白布或棉被蓋著，很恐怖啊！就是一個「慘」字，看到那個情況——你沒有看過，連想都沒有想過會這樣。
九二一當天晚上跟上人通電話，講沒幾句，「上人！地震又再搖了！」九二一地震震央在南投，芮氏規模7.3，之後的餘震6.9，搖得很厲害，公益路上的國泰大樓都在搖。所以這種大地不調，我個人一直不想再去談這件事情，真希望把它壓在內心的最底層，不願再去談。
「千萬不要再有，平常就要準備。」上人說「戒慎虔誠」，每一個時間都要做好準備。看到南亞海嘯，看到菲律賓，看到印尼這一些地震，臺灣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運。
莫忘當年經驗 見證臺灣的善
上人說過「把握當下」，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不能想太多，有事情來就做，想太多反而不敢做。所以在慈濟裡面，平常大家都在活動，那種活動是經驗的吸取，默契的養成。上人也提醒「前腳走、後腳放」，真的要放得乾乾淨淨。可是最近上人常說：「要莫忘當年。」這兩個的對差，一個是人我是非「前腳走，後腳放掉」，但是經驗不能忘。
早期讀書的時候登山、辦社團，當三年的陸軍飛彈特種兵役，練就求生與整個團隊運作的基本概念，經營空運公司，學習組織管理。進來慈濟，學習物資打包、入鄉訪貧、辦各種活動⋯⋯每一段的過程都是經驗，這些不能「前腳走、後腳放」，經驗值得留下；那是在人生八識田裡蛻化出來的，就像九二一突然間發生，我從懂事以來未曾遇到，沒有腳本，也沒有排演，要拿什麼去展現？只有見招拆招，就是人生的經驗。
九二一時有很多年輕人來當志工，一開始不知道要讓他們做什麼，就問：「你的專長是什麼？」他就說：「我電腦設計。」我就說：「那你幫忙設計表格。」他說：「文書很行。」我說：「那你就幫忙打文書。」所以就請他們做資料，補足人力上的不足。所以當時的分工，整理出很完整的九二一資料。每個人的付出分工承擔，成就整個團隊的力量。
從1999年9月21日開始，慈濟成長很快，整個行政系統在人力、財力節約的情況下，分工建造十九個大愛村，一千七百四十三戶臨時住宅，援建五十一所希望工程學校。我在2017年10月由慈濟基金會總務主任退休，現在回來中區，住苗栗三義；退休之後，上人慈悲還留我當顧問，無給職就是待命被問，常常回去花蓮傳承原來的工作。如果沒有回去花蓮，幾乎早上我都會來臺中分會，就在一樓原來總務的辦公室。
2019年9月九二一地震就滿二十年了，坦白講，很lucky（幸運），看到人家那麼大的災情，而我們都能逢凶化吉、平安。那段時間，有重大災難，有很多人的協助復原，盡快地復建，見證臺灣實為以善為寶的島。
【註釋】
[1] YMC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會，西元1844年創立於英國倫敦，而後再逐漸擴展至全世界各地。YMCA是以國際青年教育團體的角色，透過教育、文化、技藝、體育、露營、社團服務等有關事工的推行，同時透過世界各地青年的交流活動，擴展國際友誼的領域，來進行各項的服務，目前全世界YMCA活動網遍及一百二十多個國家。資料來源：臺灣基督教青年會網站，http://www.ymca.org.tw/（2019年10月14日檢索）。
[2] 師嬤，是上人的俗家母親、人稱『師媽』、法號仁德、委員編號五十六的王沈月桂女士。資料來源：《慈濟月刊》429期第28頁。
[3] 臺中分會（民權路），一樓通往二樓佛堂樓梯的後面，設有上人的寮房，寮房外有上人行腳至臺中時，會客或師徒溫馨座談的地方，慈濟志工慣稱它為「夾層」，此處亦是九二一地震後，上人決定救災、援建等重要決策之處。
[4] 華東水災，1991年5、6月間，華中、華東發生百年罕見的大洪水，災情慘重。中國第一次呼籲國際社會援助，兩岸由來已久的歷史情結，讓臺灣民眾各持正反意見。但佛陀視一切眾生平等的慈悲教義，讓上人無法視而不見。同年7月15日，公開宣布援助中國大陸災民，並於慈濟道侶刊登捐款啟事，促成慈濟踏出國際賑災的第一步。資料來源：2016年7月9日《證嚴法師菩提心要‧用愛鋪路寸寸行》，http://neptuner.666forum.com/t12445-topic（2020年3月12日檢索）。
[5] 黃明月，曾在幼稚園當過老師，早期在花蓮慈濟醫院服務，後來分別轉往大林慈濟醫院及臺中慈濟醫院擔任常駐志工。資料參考：大愛電視《師徒之間》大林醫院常駐志工黃明月，第32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FMy-hPn0（2019年11月21日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