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民國39年）我出生於臺中豐原，小時候家庭貧困，家裡共有五個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三，從我懂事時，爸爸都因為做生意經常不在家，一個月回來一、兩次，回來時都很晚了，家人很難見得到他的面。
母親 影響我一生
媽媽對我這一生的影響很大，我們小時候覺得媽媽是全能的，養育我們，撐起一家大小的事務，她沒有讀書，但是什麼都會，會做裁縫，也會充當獸醫，幫雞、鴨、鵝動手術。媽媽是富家女，小時候家境非常好，外婆很早就往生，外公很寵她，她是後母帶大的，以前的人對女孩子讀書也不是很重視，所以她沒讀書，但我知道媽媽年紀很輕的時候，曾經在醫院當過護士，爸爸是去當日本兵時，受傷送回來住在臺東的醫院，就是在醫院認識媽媽的。我聽親人說，媽媽嫁給爸爸時很辛苦，姑姑對她很不好，她毫無怨言，張羅家裡的大小事，背著奶奶上下樓，並沒有因為個人的事情，給子女不好的教育觀念，反而教育我們：「人不能記仇。」每當過年過節，她都要我們去向姑姑請安，說這是做晚輩該有的禮數。
放棄就學機會 奔向海洋有奇遇
我從小就很乖，自動自發用功讀書，很聽話，乖乖牌的孩子，父母很疼我，從未打罵過我。讀國中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因為叛逆，沒有很把握可以考上好高中，畢業後去補習兩年才考上臺中一中（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所以高中畢業比一般年齡晚了兩年（1970年）。臺中一中很像大學的校風，學生很自由。我在班上成績還不錯，對自己很有信心，考上（國立）大學應該沒問題，但也一定要上國立大學，因為大哥做生意失敗，欠了一些債務，家裡經濟壓力很大，氣氛低迷，雖然國立大學的學費不是很貴，我還是想說：「算了！算了！不要考了！」我對父母撒了個謊：「我覺得考大學壓力很大，頭都很痛，我不想去考了！」我將准考證藏進抽屜裡。
父母知道這個兒子從小身體不好，每天上學時，媽媽準備便當，總不忘放入我的藥包，所以他們相信我應該真的是壓力大，就不再勉強我一定要去參加聯考。高中畢業我已經二十歲了。二十一歲去服兵役兩年，退伍後，直接到基隆受船員訓練三個月，馬上出遠洋貨輪，先從船員做起。船長覺得我頗有邏輯概念，請我去接舵手的工作，我們分三班制，一班輪八個小時。
跑遠洋貨船約六年的時間（1972-1978年），在船上，我曾經受人之助，大難不死。有一次貨船開到地中海附近，加完油準備啟航，突然「吭隆」一聲，船身便漸漸傾斜，接著飄來一陣一陣的瓦斯味。船上的工作人員都嚇壞了，紛紛往甲板上聚集，正當大家準備好逃生艇預備逃生時，又傳來一陣「吭隆」巨響，大家想這下子真的完了。
「船卡住了，船卡住了！老天爺救了我們一命！」原來是船身卡住一塊巨石，不再繼續傾斜，否則所有人有可能在那一次船難中葬身海底。
遠洋貨輪洋酒最多，年輕船員的我們，有誰經得起誘惑？我當然閒來無事也會品酌一番，但是我的胃向來不好，長期跑船下來，胃潰瘍的老毛病又犯。有一回，我們的船靠岸在西班牙，一天下工後，我正要拿臉盆去沐浴，突然一陣反胃，房間給我吐得滿地都是血，我撐著虛弱的身體，伸手往牆壁上一直敲，還好隔壁的同事還未上工，他及時叫來船長送我就醫，才逃過死劫，同事還幫我清洗房間的血漬。
有一天傍晚，我們的貨輪要開往日本卸貨，我斜靠在床上看書，正當我調整身體要坐正時，覺得腹部一陣劇噁，「噗――」地，又吐得滿地都是鮮血，同事們嚇壞了，趕快去叫船長。我們的貨輪要經過臺灣再到日本，船長建議先到臺灣靠岸給我就醫。可是中途靠岸需多花船東一萬塊錢美金（當年美金約合新臺幣41~42元），我覺得不妥，不能讓船東為了我個人而白白多花費四十幾萬新臺幣，所以我堅持撐到日本再就醫。我告訴船長：「我撐撐看，再一個星期就到日本了，我們來拚拚看！」船長看我很堅持，就不再勉強。
我在船上躺了一個星期，除了白開水和白米稀飯外，沒有進任何其他食物。到了日本，我竟然可以扶牆走路了。我在名古屋四日市一家私人醫院就醫，院長、護士不僅醫我的病，每天還送來水果、點心、壽司，擺滿整個床頭，待我如家人。我復原後，院長不僅請我吃大餐，帶我去騎馬，還送我收音機要我好好學日文。當時我在想：「這些日本人與我素不相識，卻對我這麼好，人與人之間竟然可以這樣無條件地互相幫忙！」我覺得這是人生很奇妙的境遇，所以在心裡默默發願：「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也要跟他們一樣，幫助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舊疾磨人 忘記大志要助人
我跑船期間，已經和太太張美麗在交往了，我認為自己身體這麼差，不宜再跑遠洋船，於是在1978年（民國67年）退下來後，去當汽車銷售員，經營汽車銷售一、兩年時間。1980年元月初和張美麗結婚，三十四歲與友人合夥開工廠，生產製造吊扇葉片，訂單非常多，但是我的身體沒辦法作主，每年秋季十月左右，就會來一次大吐血，有時候人還好好地在看電視，忽然間就吐血暈倒了。
太太有自己的會計事務所工作要忙，又要照顧四個孩子，我一躺就是七到十天，太太得載我去公司上班，要帶孩子和忙自己的事業，有時候還要送我去拜訪廠商和切貨，簡直就是用生命在打拚。我常常抱怨：「老天爺為何對我這麼不公平，我又沒有做壞事，也沒有什麼壞習慣，為什麼老天爺對我這樣不厚愛？」因為對自己的身體很沒有信心，有一次還對太太說，想一走了之算了。我說：「我要走了，我們的孩子，要請妳照顧了！」太太很生氣，哭著說：「你這算男人嗎？既然你可以這麼輕鬆地把孩子丟著，乾脆我跟你一起走……我也不管了，你要死，咱們一起去死好了！」
我實在是無語問蒼天，每年病魔固定時間來折磨，讓我感覺生不如死。我說：「一起走是把孩子一起帶走嗎？孩子何罪之有，孩子怎麼辦？孩子無辜啊！」太太緩和情緒後，說：「身體有病，就是你自己要去看醫生，要去調整自己的時間和生活種種的一切，而不是去死就可以解決事情了！你若真的想死，我們一起去死算了！」
我們育有兩男兩女，那時候孩子都還很小，太太的一番話把我打醒了，我深深懺悔，回過神後，心裡開始想：「生命應該不是這樣子吧？一生病就被打敗了，難道我的下半生真的這麼沒希望了？不是說賺了錢，要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嗎？我的雄心大志到哪兒去了？」
花蓮散心 解失親之慟
1985年到1989年（民國74年到78年）間，工廠的訂單越來越多，投資房地產也都有賺錢，生活無虞，但我胃潰瘍的毛病並沒有明顯改善。自己正有能力要孝養父母時，1989年、1990年我父母卻因病相繼離世，「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讓我心情很低落，鬱鬱寡歡。
有一天，昔日的同事洪菊來訪，看我因為母親往生而一直走不出悲痛，邀我們夫妻去花蓮走走。她說：「ら 桑（日語的羅先生），你捐錢捐那麼久了，要不要去了解一下錢捐到哪裡去了？」她邀我們夫妻二人和她搭慈濟列車到花蓮參訪。我以帶「重孝」不宜進入他們的「寺廟」為由拒絕她。
她告訴我：「我們『精舍』不拿香、也沒有燒金紙，沒有這樣的禁忌啦！」我心裡在想：「哪有這麼特別的『寺廟』？」
一方面基於好奇，再來，我們發現以前的洪菊因為常常擔心老公在外花天酒地，愁眉苦臉、雙眉緊蹙，自從「做慈濟」後，整個人變得容光煥發，看到人都笑嘻嘻的，也不再開口就是抱怨。所以太太就一直鼓吹著，一方面她也希望帶我去散散心，看心情會不會好一點。
到了花蓮慈濟醫院大廳，會眾很多，擠得水洩不通，我和太太沿著手扶梯到二樓等待師父的到來。不久，有人喊：「師父來了，師父來了……請合十！」我們也不懂「合十」要做什麼？就跟著做。
我們看到一位很瘦弱的師父，穿著淺灰色的僧袍，旁邊還跟著一、兩位師父和幾位穿旗袍的師姊。我和太太很驚訝，「師父這麼瘦弱，僧袍隨風飄逸好像快被吹走的樣子！」我們不由自主地一直哭，淚水擦不止，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好像哭出了積壓在心裡的所有委屈，哭得手帕全沾濕了。
自告奮勇 啟國際賑災之路
回程在火車裡，又聽師姊們分享很多溫馨的慈濟故事和師父蓋醫院歷經艱辛的過程。張美麗對我說：「你的身體比較不好，你先捐榮董，隔一年再換我捐！」1991年（民國80年）我們受證為慈濟委員，隔年張美麗受證榮董。
1992年11月底，上人行腳到臺中分會（今為民權聯絡處），那時候分會在重建，會務都移到分會對面的（9號）大樓。上人坐在往二樓的樓梯口，我們幾位師兄、師姊就圍坐在旁。上人提起外蒙古發生雪災，零下三十幾度，災民沒有物資、沒有食物，氣溫又這麼低，非常辛苦。上人已經有派先遣人員去勘災過，只是零下三十幾度的低溫，誰可以忍受這樣的低溫去發放呢？
我就自告奮勇說：「師父，那種零下三十度我可以忍受，我去阿拉斯加零下三十八度的低溫跑過遠洋船，我不知道師父今天會提這件事，要不然就帶照片來給師父看，那麼冷我不怕，我可以去！」上人沒有說話，也沒有正面回答我。再過大約三、四天後，精舍德融師父才打電話給我，邀我去外蒙古賑災。這是我第一次踏出國門參加國際賑災，也開啟我二十幾年來的國際賑災路。
1992年12月28日，我第一次去外蒙古賑災，第一天（29日）我們在紅十字會辦公室外的廣場準備發放，看到萬頭鑽動的鄉親身影，他們穿著破舊的薄衣裳，內裡棉絮剝落得只剩下一層外皮，臉頰被寒風凍得快龜裂了，有的還滲出血珠。但是，他們不管是七、八十高齡的喇嘛或幼童，臉上都沒有顯出哀愁的樣子。
我負責照相，拿出相機才拍了一張，雙手就必須伸入外套裡取暖，這麼寒冷看到鄉親的苦，我才體會到為何上人不惜空運費，急著以包機方式，分九架次飛機運送物資到外蒙古，原來就是等不及啊！我那時候在想：「人與人之間原來可以如此灑脫對待生命、無私地奉獻！」我緊握鄉親粗糙、布滿皺紋的手，為他們披上保暖的外套，鄉親哭了，我也哭了，無法溝通的眼神，我只能在心裡問：「你們真的不冷嗎？」
之後，我們又到郊區去訪貧、發放，一路上所見到的，不是病，就是貧。到了一家廢棄的工廠，有一位單親婦人和一對稚齡的兒女「住在」裡面，他們什麼都沒有，只有唯一的一張塑膠摺疊床。寒風從脆裂的玻璃窗直灌進去，婦人伸出凍僵的雙手接過我們手上的物資，嘴唇微張，淚水在她眼眶裡打轉。我想，她可能在說「謝謝」。我心裡在想：「即使現在送給他們冬衣，將來的生活又要怎麼過呢？為何眾生會這麼苦？」我顫抖地按下快門，不敢相信這個世界竟有這麼苦的人？
回來後，我向上人發願，要做他的手、腳和眼睛，世界有什麼苦難，要全力以赴。也許是這樣，上人一直給我國際賑災的機會，也都是當領隊決策居多。我感覺上人總是給我機會去歷練、去學習，只要精舍師父打電話來，我都說「OK」。
自此以後，陸續參與當時慈濟在十幾個國家的賑災行動，這讓我體會到，從小受母親的影響，了解做人應有進退，長幼有序。所以，每做一件事情都很清楚自己該扮演的角色。當我到海外賑災時，從不在外地自作主張做任何決定，一定先把資料整理，帶回來請示上人，讓他來決定，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麼做。海外賑災是件大事，若做了錯誤的決定，可能有閃失，睿智的上人決定的方向會比較正確。
堅持發放原則 直接重點尊重
1998年（民國87年）元月，慈濟基金會要我帶志工去北朝鮮[1]發放化肥，有二十幾位志工已經準備好了，但我覺得北朝鮮的政策方向我們還摸不準，所以建議上人讓我帶兩、三個人先去了解一趟再說。上人也同意，我和陳金發、謝景貴、施啟智四人就飛到北朝鮮。
到了才知道，他們只准許在港口交貨，並不開放給我們「直接」發放。慈濟的發放原則是「直接」、「重點」，要直接將物資交到鄉親手裡，表示我們對他們的「尊重」。我開門見山對北朝鮮國貿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金正基說明慈濟賑災的理念和原則。
金正基問：「其他國家如日本、美國都在港口交貨，發放化肥很辛苦，你們為什麼一定要親自來呢？」他說得也對，在搬運過程中會流汗，尿素碰觸到出汗的肌膚，會刺癢難受。金正基表示他們自己來發放就好，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堅持？雖然經過我再三解釋慈濟救災的原則，也舉了很多發放的例子給他聽，他還是依然不肯點頭。我知道再談下去，不一定會有結果，就說：「那我回飯店打電話向我們的『領導』報告！」
回到飯店，我撥長途電話向上人請示：「報告師父，他們不認同我們（直接）發放，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怎麼辦？」上人回我說：「你人在那裡，比較了解狀況，你就自己決定吧！」我說：「好啊！師父您既然這麼說，我就決定了！大原則我一定會很堅持。」我心想，化肥不宜久放，肥料灑入耕地總是對土地、農作有幫助，六千噸既然已經到了，就在港邊交貨給他們，其他的再說了，一交完貨我就打算回臺灣。
金正基聽到我們馬上要離開，很震驚地問我：「怎麼才來就要回去了？我們可以帶你們去吃大餐，參觀妙香山、金剛山，看少林功夫雜耍……」我直接婉拒他：「我們不會去，我們一心一志來發放，事情辦完就回臺灣！」金正基一聽，反而緊張了：「那後面的一萬四千噸怎麼辦？」
我淡淡地說：「看因緣再說吧！看你們的表現怎麼樣？你們如果不願意（我們直接發放），那就算了！」其實我是故意激他，當然還是要回去請示上人，我怎會自己做決定？
慈濟那時候發放兩萬噸的化肥，比起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十幾萬噸，真的是少之又少，金正基看我們不接受任何額外的招待，發放和布施，反而引起他的好奇心，事後特別組團到花蓮參訪。金正基有心臟宿疾，慈濟醫療團隊不僅為他治療，精舍師父、醫護人員和志工熱誠地招待他們團隊，讓他非常滿意，回國後他向領導報告：「慈濟這個團體沒有問題！」
後來，北朝鮮馬上通融三十位慈濟志工去「直接發放」。他們的農場每一班有七、八百位農民，一班派一位或兩位代表來領物資，我帶領團隊將一萬四千噸的化肥，雖然不是直接交給農民，但已經更進一步了，發放給合作農場的班長，這是有史以來北朝鮮第一次對外開放直接發放的先例，他們還提供幾戶人家讓我們去訪視。
1999年9月20日的晚上，我和陳金發[2]、王運敬[3]等共四人正在北朝鮮，和北朝鮮政府的代表金正基，討論慈濟發放大米所需的志工人數。這次我向金正基說，希望全面性、一對一、當面將大米送給農民，代表志工對村民的尊重，感恩他們給予志工付出的機會，這也是慈濟「感恩、尊重、愛」的發放理念。
我向金正基提出要求，最少准我們五十位志工，他們堅決地說：「已經答應你們三十個，就是三十個！」我說：「不行啦！一定要五十個才夠！」雖然經我再三解釋和說明，他們依舊不鬆口，我們當然也守住五十人的原則。雙方就像打乒乓球一樣，一來一往，始終談不攏。眼看快到凌晨兩點了（臺灣時間約一點），我一看時間已晚，就說：「不行，不行，我們明天早上要趕搭九點的飛機，不得不散會了！」透過翻譯我跟金正基說：「我回去跟我們的上人報告，你回去跟你們領導談看看，我們再說了！」大米發放人數沒有達成協議，就待下次的因緣再說了。
災難 竟在自己家鄉
我們回到飯店，已是身疲力竭，我和陳金發睡同一間房，那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一點睡意都沒有，在床上翻來覆去，直到天亮。「唉！昨晚都沒睡！」陳金發也說：「奇怪呢！我也都沒睡，不知道為何？一直翻來翻去的！」快六點了，我們趕緊要前往機場，搭上九點的飛機到北京，再轉機回臺北。
到北京下了飛機，遠遠看到北京的師兄在機場等我們，我覺得很奇怪，我們就要轉機回臺灣了，他來可有要事？師兄遠遠地快步走過來，語氣驚慌地說：「羅師兄，臺灣發生大地震了！」
「大地震？」我簡直不敢相信他說的事實。他繼續說：「震央是在中部！」
「中部？這怎麼會呢？」我心裡在想，「平常都是我們在救人家，而這一次的災難竟發生在自己的家鄉！而且是在中部？」師兄說：「震央是在南投！」我全身神經緊繃，感覺在顫抖。我兒子在南投魚池鄉讀書，他住在學校宿舍……他會不會……我家師姊呢？我急著打電話回家，可是臺中的電訊已經中斷。
我的家人呢？做國際賑災這麼久，災難應該不會發生在我家才對！怎麼辦？怎麼辦？美麗呢？一連串的問號和不定數在腦海裡翻轉。後來打電話回花蓮靜思精舍找德融師父，融師父要我先安心，他會想辦法幫我找。我哪能安心？一顆心亂得像一團麻繩，解也解不開。《華嚴經》上說：「一切唯心造。」坦白講就是這樣，心裡亂，外面境界就跟著亂。
陳金發打電話回臺北，電話有通，聽說臺北的東星大樓也倒了。我喃喃自語：「我們本來都是在救人，難道現在要換成別人來救？」我心情真的很不好，無法形容的糟！我再試著打電話回臺中，還是不通，訊息全斷了，找不到家人，也聯繫不上在南投的大兒子羅立群。
還在北京機場候機時，德融師父打電話來：「安心啦！聽說孩子都平安！」雖是聽說，我寧願相信它是真的！只好先說服自己：「這應該是確實的訊息吧！」奇怪的是，那天轉機也很不順，第一次登機，廣播說飛機有些狀況，我們又下來，再一次上去又被趕了下來，上去、下來、上去、下來，上上下下總共三次，所以那天早上九點從北朝鮮起飛，一直到晚上快十一點左右才回到臺灣。本來從北京飛回臺北只要三、四個多小時，那天卻花了十幾個鐘頭。
到桃園機場，已經很晚了，我一個人坐在巴士裡，司機也很奇怪，不知道該把車子開到哪裡去？我的心在亂，他好像也不太熟悉臺中的路，該在中清路讓我下車，他卻沒有下中清路的交流道，一直開到中港路（現在的臺灣大道），下了車，我趕緊叫計程車，回到家已是半夜一、兩點了。
我的住家是大樓，我住在十六樓，整棟樓烏漆麻黑，沒有電，只有守衛在守衛室，其他居民都避難去了。守衛點了一根蠟燭當照明。他看到我提著行李回來，就說：「電梯都沒辦法動，也沒有燈。」我告訴他：「我還是要回家看看！」我向他借了根蠟燭，拉著行李用走的上樓；我中途休息了好幾次，實在是太累了，差點爬不上去，很疲累、很疲累，最後終於到了十六樓。
我一整天不斷地轉機、等飛機、搭車，漫長的一天，回到家簡直是累垮了。進到房間一看，「哇！怎麼會這樣？」看到所有東西都倒了，亂得一塌糊塗。
救急優先 三天吞一口飯
我稍坐一會兒，休息片刻後，回神一想：「不對喔！這麼大的災難，師兄、師姊們應該忙翻了吧！」我趕快換上藍天白雲的制服，趕到分會已經凌晨三點多，有很多師兄、師姊在忙著，蕭惠特、田憲士……也都在。我雖然剛從北朝鮮回來，還是馬上接手我慈誠大隊長該做的職責，不管是人事問題、物資、地點等等都要聯繫，任何事情都需要我去處理。
忙得團團轉，忙得兩、三天才吞進去一口飯的狀況，兩隻手拿著兩支電話都還不夠說的模樣，也沒有所謂的救災流程，反正哪裡需要什麼，就趕快聯絡補上物資或人力，基本上志工都搶工作在做，主動去補位，不會怕有人沒事做。尤其是在這個大災難的緊急時刻，師兄、師姊也都自動自發來到分會補位。地震後的第二天（9月22日），救災的雛型已建立起來。
臺灣是愛心指數相當高的地方，物資、人員全都湧進慈濟臺中分會和災區。人員的調度、報到，物資的分配等等事情很多，很難形容出一個很具體的東西，還好有師兄、師姊們，尤其是在南投災區，即使家裡有少許的災害，依然先擱置，以救災為重。
9月23日，地震後第三天，上人來到臺中。他到的時候，我立即請示隨師的德惇師父：「惇師父，上人這次來的行程怎麼排？明天去哪裡，要怎麼安排……？」我以為像以前一樣，由精舍師父來排就可以了。
德惇師父說：「這一次由你來安排！」我說：「怎麼會是我排？」他說：「你是當地人……」我聽了，心開始慌，因為根本不知道哪一條路是通的，哪一條橋是安全的，要怎麼走、怎麼做，還抓不到頭緒，也不知道要跟誰聯繫，才能獲知哪些地方是安全可以通行的？
我記得有一天要到東勢，當車子開到太平，要過一江橋，一看橋全垮了，崩塌了，斜斜地躺在那裡，心想：「完了，沒有辦法通，怎麼辦？」只好將車隊調回頭，可是那條路並不寬，回個頭都很困難。總之，每天都要事先聯絡好隔天的交通和天氣狀況，所有的一切事項，都必須在前一晚安排好，不然是很難順利到達災區的。
不捨鄉親居帳篷 搶時間蓋屋
上人到災區每個地方去察看，看到師兄、師姊們在馬路邊、房子前，用一個鍋子非常簡單的方式煮熱食，熱滾滾的一鍋熱湯、麵食，人來來往往的，上人看了很擔心，太危險了。煮熱食一個星期後，看見已有一些慈善機構，也慢慢進入災區提供熱食；南投體育館堆滿善心人士捐贈的物資，有人也開始在體育館內煮熱食。所以上人指示，既然有人提供熱食，有那麼多的慈善機構也進入災區幫忙，慈濟階段性的任務總算告一個段落了，我們要往安身的地方去做，於是開始進行討論蓋大愛屋的事情。
上人要讓人人有機會共襄盛舉做好事，我們是短、中、長期有計畫的救災，短期的因緣已經具足，就往中長期的目標去規劃，才是正確的方向。
蓋大愛屋期間，我每天一大早五點多先到分會，向上人請安，順便請示他可有什麼特別要交代的事情，然後再趕往埔里工地與值班的志工用早餐，晚上再回來向上人報告一天大概的工程進度，隔天一樣一早進分會；就這樣日日作息如在上班，腳步不敢稍有懈怠，有時候實在累得連在開車都會打瞌睡，唯有振作精神，因為上人急，我們也急，捨不得鄉親一直住在帳篷區裡，沒有家可回。
國際賑災重然諾 內外援助同步行
九二一賑災這段期間，我除了要負責指揮中心的事情外，國際賑災的任務也還繼續，有北朝鮮和中國大陸貴州發放，都同時在歲末期間陸續要進行。北朝鮮的領導知道我們發生大地震，很緊張，曾打電話來致意，還問我們：「之前答應的有沒有算數？會不會因為你們有災難就停了？」我向他保證：「我們既然承諾的事情，絕對會如期進行。」我們有災難，依然會履行諾言，願意去幫助他們，金正基看我們那麼有誠意，就改口說：「人數OK啦！五十個就五十個！」總之，因為九二一的因緣，讓這件事有了轉機。
1999年10月24日南投埔里大愛一村入厝，11月我就帶團去北朝鮮履行對北朝鮮的承諾，首次發放糧食，幼兒奶粉、冬衣與農耕用化學肥料，回來後接著蓋第二村。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包括每天要聯絡工地人員、材料來來去去，有什麼材料要進來，動員多少人，做什麼工作，什麼人做什麼事，都要有很清楚的概念和規劃，才不會早上一來亂了手腳。
貴州（羅甸縣董架鄉）「抹尖慈濟新村」[4]落成，在2002年1月27日遷村之前，還是由我負責，之後由高明善[5]接手遷村事宜。1997年我開始帶隊去貴州發放，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沒有間斷，每年冬令時間，一定帶隊前往。1999年的歲末，還有很多村陸續在談發放的細節，所以腳步都沒有停，一直在跑，一直在動，完成一個階段的任務後，緊接著到另外一個地方去處理另外的事。我是（九二一）臺中分會救災中心總協調，負責張羅、處理和安排所有的事情，但因為國際賑災工作還在持續進行中，我無法深入每一個細節，面面俱到，比如大愛屋入厝，就沒辦法去參加。
不需動員 是最好的動員
蓋大愛屋是在搶時間中完成的，我們當時喊：「搶晴天、戰雨天，請假做慈濟、做慈濟不請假。」的口號，一直帶動、鼓舞師兄、師姊，共同來成就。不光是我們自己人，還有臺北建築工地主任協會（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工會）的很多工地主任也來當志工，有些是來自中興工程的專業人員，我必須去整合這些專業人士，除了去臺北向他們道感恩，分享上人的理念，希望他們邀約更多人來支援，工地那麼多，當然需要更多專業人士的協助。
所以很多媒體，甚至國外的媒體訪問我，他們想知道慈濟人為什麼動員那麼快？一點四十七分的地震，半個小時後在災區就可以看到慈濟人，我說在九二一之前，臺灣發生賀伯、道格颱風，上人認為一定要落實社區，敦親睦鄰，守望相助，力量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所以慈濟人每天都在準備，每天都在如實地訓練怎麼樣去付出，怎麼樣去關懷社區，怎麼樣去關懷身邊的人，在社區發生問題的時候，他們自動自發走出家門，找到自己的定位，就近到災區去。
我跟媒體表達，慈濟不用動員就是最好的動員，因為每天都在動員，每一個慈濟人都很清楚，他的定位在哪裡，尤其發生地震的時候電話不通，要如何聯繫，誰來做什麼事情，很難！基本上，慈濟人、志工都自動自發地聚集而來，然後再安排、規劃、整合、分配、執行。我強調我不可能特別打電話讓誰來，每個人都是很自動，慈濟人都很認分地在做事情，知道該怎麼做、怎麼扮演好他的角色！
救災，不是總協調一個人的力量就能成就，有很多事情需要更多人一起分工合作、群策群力。每個人只要在自己的定位上，清楚他負責的事情，用心去執行，事情就能做好。
總協整合 寬廣處事
我所負責的總協調，基本上是做整合的工作。我從1992年去外蒙古參與發放到1999年有七年的時間，歷經了江西冰雹災、廣西的融冰、柬埔寨的兵殺，還有貴州等等，在國際賑災這麼久，累積了不少賑災的經驗，從接案開始就要整合、接洽、規劃，深入了解，安排執行一系列的事情。經過這麼多年，看過很多不同類型的災難、受苦難的人，我學習到去跟災民互動，如何協助他們，從災難中得到一些體會，也讓我在臨場時能冷靜去看待事情。我是被苦難洗滌過的！我是透過慈濟賑災的訓練，才懂得抓住事情的重點，和處理事情的方法。
海外賑災多變數 步步踏實領隊行
2002年1月7日，我去阿富汗賑災，那時候分北、西兩路。我們是西路，只有三個人――我、謝景貴和顏霖沼，因為沒有簽證，所以搭飛機到邊界，在伊朗大使館辦簽證才用走路的越過邊界進入阿富汗，準備與紅新月會（紅十字會）[6]協調將物資運往阿富汗西南方馬凱基（Makaki）、四十六哩（Mile 46）兩處難民營及西北方大城赫拉特市（Herat）發放。那時候說我們已經有一貨櫃的物資抵達阿富汗，所以有十幾位慈濟志工買好了機票，準備啟程去難民營發放，我是臨危受命為領隊；我認為不妥，向上人建議那裡一切都還是未知數，不知道狀況如何？先三、四個人去看看，人少應變方便，萬一有什麼事，人多就很困難！
我們三個人一抵達，阿富汗當局沒有人承認有這些物資，什麼物資也沒有。我們在德黑蘭下飛機，買不到飛機票，三個人只有兩張機票，飛機又沒有站票，所以不得不改搭巴士，坐了八個小時。三個人就這樣了，若是十幾個去，那可怎麼辦？說不定也買不到巴士的車票，因為巴士也很少。1998年我去北朝鮮討論化肥發放也是同樣，第一條船運兩萬噸進去，同樣有二十幾個人準備出發要去發放，我跟上人講說我們四個人先去了解，結果一去才知道他們只准我們在港邊交貨。
阿富汗沒有人承認有收到這些物資，我們就到赫拉特市（Herat）去，在那裡住了一天；回來之前，下午三、四點而已，去公車站要搭車，他們說今天到此為止，沒有公車了。後來就去訂飯店，飯店也客滿了，沒有房間，我們必須去住通舖，就是跟阿富汗人擠在一起，我們哪敢？只好拜託紅新月會借給我們辦公室過一夜。本來是要去難民營，太危險了，他們都罩著黑紗，進去萬一被「蒙」走了，太危險了，所以就決定不去了。
在阿富汗看到他們都是開著大卡車，載去村莊分烤餅，一個人一塊，很薄的一片就過一天。看到眾生那麼苦，一天只吃一塊薄餅充飢，我在想：「我們東方人個子這麼小，吃那麼多幹嘛？」何苦呢？算了，晚上就開始不吃，過午不食，就這樣「過午不食」好多年。很多師兄、師姊很關心我，會跟上人說：「羅師兄黑又瘦，晚上還不吃！」上人曾勸我好幾次，但我認為修行是自己的事，是我心甘情願的，那時候真的很忙，因糖尿病的問題而暴瘦。
四川強震 熱食先安心
2008年四川發生地震，本來我答應兒子，要去美國參加他的畢業典禮，但想到自己國際賑災做這麼久了，對於四川，我不能置身事外，所以跟兒子討論，做父親的我，這次又必須缺席了，兒子也很善解我，長年奔走國際賑災，他也認同應該以救災為優先，所以欣然接受。
5月15日，我帶著賑災團第一次踏上四川洛水，看到四處地震震毀的程度不亞於九二一。我想到九二一的煮熱食模式，我與書記討論，但屢被書記回絕。他說：「會養懶！」意思是說，煮熱食會把他們的百姓養成懶惰、依賴的習慣。我一直想辦法旁敲側擊，最後從孩子的觀點來跟他談。我說：「我們會餓啊！我們要吃，孩子也要吃，讓孩子過來，帶動孩子，給所有家長們無後顧之憂，才能夠全心全力去重建家園！」我用這樣的訴求去感動書記，影響他的想法。
書記本來只是很單純地想，煮熱食給鄉親吃，會讓他們養成懶惰的習性。但我知道，人最捨不得的是親情，最疼愛的是自己的子孫，任何人都一樣，每個人一生的努力打拚，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為了下一代，所以我直覺認為，從親情的方向去切入，讓一個人重新思維，應該比較容易上手。果然最後打動了書記，同意我們煮熱食，也使得慈濟在四川的賑災踏出了第一步。
隨機應變 順當地民情
我這一生當中，有好幾次從鬼門關被救了回來，也看過許多生死，對人生看得比一般人淡泊。2011年12月17 日，我又帶隊去北朝鮮發放大米，當天早上已經開始發放，金正基（當時北韓的榮譽委員長）告訴我：「羅師兄，今天中午一定要提早結束，我們政府有個重大事件要宣布。」他重複說了兩次，要我們一定要提早結束。我覺得事有蹊蹺，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他們應該有很特別的事情要宣布，我立刻告訴所有的師兄、師姊要提早結束發放。上午的發放結束後，我跟領導搭乘一部小車，抵達下午發放的現場，大米都已經排列整齊，位置也安排好。
但是，車子進去時，就看到好多百姓哭倒、跌倒、昏倒在地，氣氛很怪異，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悲戚場面，薛明仁[7]看到我們的車子一到，跑過來說：「羅師兄，金正日往生了！」我冷靜地說：「好！我知道了！」我立刻吩咐所有的志工：「你們通通不要下車，不要過去廣場，所有的人通通回車上去，都不要下來！」
我很小心、很機警，我想，在這個政治特殊的國家，一旦我們的人都下車了，萬一其中有任何一個人表現不妥、不合他們的儀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問題，萬一發生了會很麻煩，所以我要每一個人都留在車上，連人文真善美志工也都不許下車，我單獨陪領導們站在零下十二度低溫的廣場，哀悼一個多鐘頭，一直到他們宣布結束才帶隊返回飯店。
回飯店後，我又帶領志工在大廳默哀一分鐘，然後開始聯絡臺灣，向上人報告：「怎麼辦？他們國喪期間，所有的活動全部喊停，不能繼續發放。」上人指示後續的部分請北朝鮮的代表代為發放，讓他們簽名後，即刻安排飛機回臺灣。
看淡生死 用心耕耘生命
金正日的往生影響我的思維，我常常回想，這一生如果沒有進入慈濟，我可能早就走了，因為我年輕時，社會風氣不是簽大家樂，就是朋友間喝酒應酬，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壞習慣，但總是對自己的生命價值觀不很清楚，所以不會很用心地去耕耘生命。
假如沒有加入慈濟，有可能會走很多偏路。慈濟改變我的心念，讓我對身體病痛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進慈濟之前，我怨天尤人，怨為什麼不好的事情總會發生在我身上？進入慈濟後，觀念漸漸改變。生病的時候，我歡喜接受，以病為師、為友，把它當朋友，因為它在，它會提醒我：「老兄，你身體不好，你不珍惜生命，很快就走了！」如果沒有它的提醒，人會懈怠，不會特別留意去做健康檢查。
2000年我去貴州發放時，腰痛到幾乎爬不上山坡路，返臺後做檢查，發現有一點八公分的結石，必須動手術拿掉。手術前抽血檢查，血糖飆到兩百多，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還在吃藥。從小到大，現在七十歲，一生都離不開藥。我常想，可能是我殺業特別重，才會全身病痛，跟藥結緣太深了。
有一次，我載上人和德融師父要去拜訪豐原的修道法師[8]，上人在車上告訴我：「我們做人不是你一個人說好就好，要讓身邊的人對你很安心，生命應該要很積極，不應該那麼消極，不光你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跟你相生相依的人，彼此要互相照顧，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要看到周圍的人，要想到周圍的人……」上人說的這一段話，我了解，我說：「上人！我聽懂了！」不要讓身邊的人為我掛心，要讓周遭的人安心，我深刻地銘記腦海，從那天晚上我開始吃晚餐。
我很清楚自己的心念，清清楚楚當初發心立願的動機，大團體有很多人我之間的問題，有時候會影響我的看法，如果自己心志不堅定，或對於很多事情的認知上有落差，就會影響道心；我應該要永保初發心清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去耕耘生命。
九二一這場世紀大震，對我在賑災方面，有了不一樣的思維；以前去參加國際賑災，對於災民受的苦難，內心也會感到很不捨，但仍會有人我之分，無法感同身受他們的苦。九二一是發生在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國家，讓我改變了觀念――別人受災就如自己受災，他們的苦我們要代受。所以我開始訓練自己，學習上人讓悲心無限寬廣，不管多忙、多辛苦，一定要達成任務，也更慈悲地將心比心，這就是上人說的「慈悲等觀」。所以九二一雖然二十年了，但願臺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慘痛的經驗，永保善與愛的力量在人我之間。
【註釋】
[1] 1995、96年7、8月間，北朝鮮連續遭受大洪水襲擊，受災人口達數百萬；再加上經年持續的經濟蕭條，更蘊釀為全國性的大規模饑荒。由於北朝鮮實施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令許多有心的國際救援組織不得其門而入；即使得以展開援助，多半也只能在物資運抵港口後，隨即舉行捐贈儀式，然後統籌交由政府當局處理。然而實地勘察、親手發放，向來是慈濟從事國際救援工作的原則之一，因此在接獲北朝鮮的求援訊息後，為能確切了解災民需求，以評估救援重點，慈濟一再與有關當局溝通；農暦年前，慈濟先遣團員終於獲准親往北朝鮮，並在平安南道平城市、黃海北道平山郡、及平安北道鹽州郡等三地勘察。慈濟勘察後發現糧荒著實嚴重。於是，在及時、務實的賑災原則下，慈濟捨棄原先計畫中種子的賑助（待估價、運送抵達已非適當播種期），轉而全力提供化肥。另外，北京味全公司也在短時間內，緊急提供三千九百箱兒童奶粉。宗教室高級專員謝景貴表示，味全公司不僅停止遇休二日，加班配合裝載趕運作業，而且為了響應慈濟賑濟北朝鮮的行動，也自行吸收陸運費用。資料來源：《慈濟月刊‧趕上春耕 施肥在北朝鮮的大地》389期，李委煌撰文，http://web.tzuchiculture.org.tw/tpenquart/ monthly/389/389c10-1.htm（2020年3月13日檢索）。
[2] 慈濟志工陳金發，以前為了交際應酬，幾乎天天醉，一年可以喝掉一個二十尺貨櫃的葡萄酒……一位曾經縱橫商場的「酒國英雄」，在加入慈濟志工後，毅然決定茹素、戒酒，並積極參與賑災工作。這一段「從『杯』門入『悲』門」的轉變過程，展現的是陳金發有決心、有毅力的志氣。資料來源：2012年8月15日《獨家報導》【熱門話題熱心公益】〈陳金發 從「杯」門入「悲」門 告別酒杯入善門〉，https://www.scooptw.com/popular/public/14447/（2019年11月21日檢索）。
[3] 王運敬，慈濟基金會職工。資料參考：2011年6月14日，大愛電視《師徒之間》宗教處副主任王運敬，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z5UGpLcdtM（2019年11月21日檢索）。
[4] 2002年1月27日，貴州第一個慈濟移民新村——羅甸縣董架鄉「抹尖慈濟新村」落成，共三十二戶遷入。資料來源：《慈濟月刊》555期第133頁。
[5] 高明善，曾是慈濟西雅圖聯絡處負責人。高家五兄弟均在陽明山竹子湖出生、成長，父母務農。竹子湖聞名的海芋，第一個種植、培育成功者即是高明善父親；精通農藝的高父，也曾將日本第一代高麗菜在山上培育有成。高銘宗、高東郎、高明善、高明志等兄弟真實人生故事，大愛電視製播成連續劇《草山春暉》，全劇共56集，導演為鄧安寧，於2005年8月播出。資料參考：《慈濟月刊‧陪母親散步》433期，莊淑惠撰文。
[6] 紅新月會是阿拉伯地區的紅十字會。
[7] 薛明仁，與羅明憲同時到北朝鮮發放的臺灣慈濟志工。1986年到中國大陸廣東東莞投資的臺商，是一位實業家。在事業高峰的時候，股份與資產一夕之間被共同打拚的合資人獨吞了，內心相當痛苦，在慈濟法親不斷的關懷下，薛明仁慢慢地轉念。資料來源：2016年6月7日，慈濟全球社區網〈盡形壽獻生命的國際志工薛明仁〉，楊欣樺報導，http://www.tzuchi.org.tw/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2233:5711A0A457B3928748257FD000561178&catid=54:taichong&Itemid=284（2019年11月22日檢索）。
[8] 修道法師，豐原慈雲寺修道法師於2016年3月21日晚間圓寂，享壽九十五歲。修道法師和證嚴上人有很深的緣分，1960年上人與修道法師相偕出走求道，落腳臺東鹿野王母廟，後來修道法師回到臺中豐原，上人則是前往花蓮秀林的普明寺弘法，進而創辦慈濟功德會。資料來源：2016年4月7日，慈濟全球社區網〈緬懷追思修道法師〉，林玲悧、林淑懷報導，http://www.tzuchi.org.tw/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9790:D32CCC1AFCE5506D48257F90000057CA&catid=54:taichong&Itemid=284（2019年10月11日檢索）。
